(四十)“你们是为了权力而组织!”

通天文摘 – 当今人世, 君知多少?
 

 

 

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国有一个重要的部门──和平部,这个部门的职责是发动战争。看似谐谑的命名其实大有深意──在实力不如人时,最好的策略是宣称爱好和平;在意欲发动战争时,最好的掩盖也是高举橄榄枝。不仅苏联和其它共产国家把这套策略运用得十分娴熟,国际共产主义直到今天仍然不时祭出这面旗帜,作为渗透西方、麻痹和打击自由世界人民的主要工具之一。

世界和平理事会(World Peace Council)成立于1948年,首任主席约里奥‧居里是法国物理学家、法共党员。当时二战刚刚结束,只有美国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苏联大力推广“世界和平”作为缓解战争压力的韬晦之计。世界和平理事会由苏联共产党下属的苏维埃和平委员会直接管控,在世界范围内,吹嘘苏联是爱好和平的国家,称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战争贩子、和平的大敌。苏联扶植了数量众多的组织团体,如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青年联合会、国际妇女联合会、国际新闻记者协会、世界民主青年同盟、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等,与世界和平理事会相呼应,“世界和平”成了共产主义针对自由世界的舆论战的前沿阵地之一。世界和平理事会其实是共产国际的外围组织。

1961年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每天都应该有更多人被卷入要求和平的斗争当中……和平的旗帜使我们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高举这面旗帜,我们会取得更大的胜利。”美共书记霍尔立刻响应:“有必要扩大要求和平的斗争,使它升级,涉及更多人,使它成为每个社区、每个人民团体、每个工会、每个教会、每个家庭、每条街道、每个群众集会地的热点问题……”[25]

冷战时期和平反战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初;第二次反战运动高潮出现在60、70年代越战期间。根据投奔自由的前苏联格鲁乌(GRU,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简称)最高阶官员斯坦尼斯拉夫‧路涅夫的证词,越南战争中,苏联在西方国家的反战宣传上投入的金钱是对北越的军事和经济支援的两倍。他说:“格鲁乌和克格勃资助了几乎所有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反战运动和反战团体。”[26]

在反越战运动中曾经很活跃的前马克思主义者罗纳德‧拉多什(Ronald Radosh)承认,反战运动的“真实意图从来就不是结束战争,而是利用反战情绪在美国国内制造一个新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27]

第三次反战运动高潮出现在80年代初美国在西欧部署中程核武器时。欧洲的和平、反核武运动虽然要求苏联和美国同时限制核武器,但苏联从来没有信守过任何国际条约。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195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成立后的38年当中,苏联与全世界各个国家签订了近千项双边或多边条约,而它几乎违背了所有条约中的承诺。研究报告的作者表示,人类文明史上的大国如此缺乏诚信,苏联恐怕属于首例。[28]因此反核武运动针对的其实只是美国。

翠弗‧劳敦指出,20世纪80年代新西兰的反核武器运动就是苏联通过培训特工,里应外合实现的,结果是新西兰退出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军事同盟(ANZUS),把人口只有不到四百万的新西兰直接暴露在共产主义的威胁之下。[29]

9.11事件之后美国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游行和抗议。积极推动这些抗议的同样是与共产主义组织密切相关的组织。[30]

在很多历史书上得到正面评价的美国民权运动背后也有共产主义的幢幢鬼影。美国思想家G. 爱德华‧格里芬在比较了中国、古巴、阿尔及利亚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后,发现美国的民权运动具有与以上革命相同的模式。第一个阶段,把民众分成敌对的不同的人群;第二个阶段,建立统一战线,制造一种运动受到普遍支持的假象;第三个阶段,打击反对派;第四个阶段,煽动暴力;第五个阶段,“上演”一场革命,实际是发动政变,伺机夺权。[31]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共产主义的美国工人党(The Workers’ Communist Party)就发现了黑人革命的巨大潜力。他们号召,在黑人聚居的南方成立苏维埃黑人共和国。[32]1934年出版的一本共产主义宣传手册《苏维埃美国的黑人》主张把南方黑人的种族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33]

美国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受到了苏共和中共的支持。一度参加美共并到莫斯科接受培训的黑人伦纳德‧佩特森(Leonard Patterson)退出美共后,举证黑人的暴动、骚乱受到了苏共的大力支持,他本人就曾和美共总书记霍尔一起到莫斯科接受培训。[34]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高涨也是在中共“输出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的。1957年以后,中共的外交思想渐趋激进,1965年的时候公然打出“世界革命”的旗号,号召“广大农村”(亚非拉)包围“世界城市”(西欧、北美)的道路。黑人民权运动中最具暴力色彩的组织,如“革命行动运动”(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毛主义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都受到中共支持或直接影响。“革命行动运动”主张暴力革命,被主流社会看成是危险的极端主义组织,1969年后解体。黑豹党从形式到内容全是学习中共,提出的口号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所有权力归人民”,《毛主席语录》是必读书。像中共一样,黑豹党主张暴力革命。其领导人克利弗在1968年预测说:“大屠杀即将到来。黑人解放的暴力阶段来临了,它将广泛传播。在射击与鲜血中,美国将被染红。死尸将散堆在大街上……”其他人也鼓吹暴力、游击战甚至恐怖主义。在很多黑人集会上,参加者挥舞著“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会议现场是一片红的海洋,和同时期的中国“交相辉映”。[35]

民权运动的很多诉求被主流社会所接受,但激进的黑人革命组织并没有消失,近年来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重新浮现。[36]

全世界人都希望和平,和平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滥觞于几千年以前的古代,20世纪以来也有一些富于远见和爱心的人物为了消除国家间的误解和敌意而奔走操劳。由于历史原因,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存在种族歧视的现象,民众为消除种族歧视所做的教育、宣传甚至抗争都是可以理解的。共产邪灵利用社会上存在的思想动向和矛盾摩擦,挑拨离间,煽动仇恨、制造暴力,欺骗和裹挟了很多最初并无恶意的民众。

……

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的街头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一个人对他们的幼稚、真诚和理想主义不屑一顾。他说:“如果长头发对交流造成障碍,那就把长头发剪掉。”这个人就是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他通过着书立说、培训学生、亲身实践,成为最近几十年来影响最大、最坏的变种共产主义者。

除了崇拜列宁、卡斯特罗等共产主义独裁者之外,阿林斯基对魔鬼撒旦也赞美有加。在他流传最广的著作《激进分子的守则》(1971)一书的题词里,阿林斯基向路西弗(Lucifer,即撒旦)表示敬意。去世前不久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阿林斯基表示,如果死后有知,他会毫无保留地选择去地狱,并且开始组织那里的无产者,“因为它们是我的同类”。[1]

之所以称他为“变种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与上世纪30年代的“老左派”(政治左派)和60年代的“新左派”(文化左派)不同,阿林斯基拒绝正面说明其政治理想。他含糊其辞地表示,世界上存在着有产者(the have)、少产者(the have-a-little-want-mores)、无产者(the have-nots)。他号召无产者对有产者造反,用任何手段抢夺财富和权力,实现一个绝对“公平”的社会。他强调可以不择手段地夺取权力,同时摧毁现存的社会制度。有学者称他为“后共产主义左派(post-Communist left)的列宁”和“军师”。[2]

在《激进分子的守则》这部书中,阿林斯基系统阐述了“社区组织”(community organizing)的理论和方法。这些守则包括:“速战速决;对敌人保持强大压力;威胁比打击更可怕;讽刺是最强大的武器;分化敌人、孤立目标,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等。[3]规则的实质,就是为了目标、为了攫取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这些看似干巴巴的“社区组织规则”,在实际运用当中就会露出狰狞的面目。1972年越战仍在进行,当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前总统布什(George H. W. Bush)去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演讲。反战学生向阿林斯基寻求建议。阿林斯基回复说,公开抗议缺乏新意、效果平平,而且可能造成抗议者被开除,不如穿上3K党的装束,每次布什为越战辩护的时候,都起立喝采,挥舞写有“3K党支持布什”标语的牌子。学生依计行事,果然造出了很大的声势。[4]

被阿林斯基及其追随者津津乐道的还有他策划的另外两次抗议活动。1964年,为了胁迫芝加哥市当局接受其条件,阿林斯基策划了一个阴损的抗议计划。芝加哥的奥黑尔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阿林斯基设想,如果在机场外面抗议,即使组织几千人也无法引起多少注意。但是如果派人长时间占据机场内的厕所,将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芝加哥市当局将成为国际丑闻的主角。阿林斯基派人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实施其计划,大概需要2500人。在实施之前,他故意把消息透露给芝加哥市当局,当局只好乖乖地请他们前去谈判。[5]

为了胁迫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当局增加雇用黑人的比例,阿林斯基又设想了一个同样阴损的招数。罗切斯特爱乐乐团的演出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盛事,市政府也非常珍视这一传统。如果能够打乱乐团的演出,让罗切斯特市成为全国人的笑柄,那会逼迫市政府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阿林斯基策划的行动是这样的:雇一百个黑人,给每个人买一张音乐会票,演出之前,为他们提供一顿免费晚餐,只有一种食物,就是烤豆子。吃了豆子,这些雇来的观众肯定会不断放屁,这就把一个高雅的文化活动毁了。消息传出,市政当局不得不被迫接受条件。[6]

阅读阿林斯基的书,给人一种阴险冷酷的印象,让人不寒而栗。他倡导的所谓“社区组织”是一种渐进式的、改头换面的革命。其“革命理论和实践”有这样几个特点。[7]

第一,新老左派至少在修辞上还有一层“理想主义”色彩,阿林斯基剥除了任何“理想主义”的外衣,把革命变成赤裸裸的权力争夺。他在进行“社区组织”培训的时候,会例行问学员:“你们为何进行‘社区组织’?”有人会说是为了帮助他人。这时阿林斯基会朝他们吼道:“你们是为了权力而组织!”他的培训手册这样写道:“我们不因不要权力而富有美德,却会因不要权力而变成懦夫。”“有权是好的,无权是恶的。”其追随者的培训手册上竟然说:“把你们教会和团体里想要做好事的人清除出去。”

第二,20世纪60年代的反叛青年高调地反政府、反社会,对此阿林斯基不以为然。他强调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进入体制之内,甚至表现出一种合作的姿态,伺机等待或制造颠覆的机会。

第三,阿林斯基的最终目标是毁灭和颠覆,而不是给任何人群带来好处,因此在实施其计划时,必须隐藏真实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阶段性的、貌似合理或无害的目标动员大面积人群行动起来。当人们适应了这种变动的时候,再让他们为了更激进的目标而行动就相对容易了。阿林斯基说:“在任何革命性变革发生之前,群众对变革本身的态度都必须是被动的、肯定的、不对立的。”“记住:一旦让群众就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污染──组织起来,被组织起来的群众就开始行动了。从‘污染’到‘政治污染’再到‘五角大楼的污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一个深受阿林斯基影响的“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头目一语道破了激进抗议行动的实质:“问题的意义不在于问题本身,问题永远是革命。”60年代后的激进左派深受阿林斯基影响,他们“创造性地”把一切社会问题引向对当局和体制的不满,任何社会议题在他们手里都变成了推进革命的垫脚石。

第四,阿林斯基把政治变成一场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游击战争和全面战争。在说明其“社区组织”策略的时候,阿林斯基告诉其追随者,要让抗议行动作用于敌人的眼、耳、鼻子。如果一个组织人数足够多,就到光天化日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让敌人看见;如果人数不够多,就躲在暗处大肆鼓噪,使敌人听到,感到震慑和惊疑;如果人数太少,连呐喊鼓噪都做不到,就把那块地方变得臭不可闻。

第五,在其政治行动中,阿林斯基强调利用人性最邪恶的部分,包括好逸恶劳、贪得无厌、妒嫉、仇恨等等。有时他领导的行动会为参加者争取到一些蝇头小利,但这只会使其更加见利忘义、鲜廉寡耻。为了颠覆自由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阿林斯基不惜沦丧人的道德;一旦掌权,他也绝不会顾惜从前“同志”的生命和福祉,这是一个简单的推论。

几十年后美国政界两个知名人物深受阿林斯基的影响,把颠覆美国、文明和传统价值观的静悄悄的革命带进了体制内。与此同时,阿林斯基倡导的无底线的、游击战和超限战式的抗议,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美国大行其道,1999年在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vomit-in(抗议者吃一种催吐药,然后集体在广场或会议中心呕吐)、“占领华尔街”、“安提法”(Antifa)运动等等,都是显例。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资料来源:大纪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