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把社会按照某种方式划分为受压迫者和压迫者…

通天文摘 – 当今人世, 君知多少?
 

 

 

女权运动是共产邪灵利用来破坏家庭的另一驾轻就熟的工具。早期女权运动(也称第一波女权运动)18世纪发端于欧洲,主张妇女应当在教育、就业和政治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待遇。19世纪中叶,女权运动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

第一波女权运动发生时,传统家庭观念的社会基础依旧强盛,这时的女权运动并不主张直接挑战传统家庭。当时影响力显著的女权主义者,如18世纪英国的玛莉‧乌丝东奎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19世纪美国的玛格丽特‧芙乐(Margaret Fuller)、19世纪英国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都主张一般女性婚后应以家庭为主,女性的潜能主要是在家庭领域里发展,女人充实自己是为了家庭(如教育子女、管理家政等);而那些特别优秀的特殊女性,应该不受任何阻碍,自由发挥她们的才能,甚至和男性一较长短。

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妇女选举权获得各国法律承认,第一波女权运动渐趋平静。此后随着大萧条的冲击和二战的影响,女权运动基本偃旗息鼓。

与此同时,共产邪灵也早早埋下了摧毁传统婚姻家庭和性道德观念的种子。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就为现代激进女权运动奠定了方向。被称作女权主义之父的傅立叶宣称婚姻把妇女变成了私有财产,欧文把婚姻诅咒为“邪恶”,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被一批女权主义者继承并发展,如19世纪女权主义者莱特(Frances Wright)继承了傅立叶的思想,主张实现女性的性观念自由。英国女权活动家惠勒(Anna Wheeler)继承了欧文的思想,激烈谴责婚姻把女人变成了奴隶等等。同时,社会主义女权活动者也是19世纪女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权刊物,如法国第一份女权主义日报《妇女之声》(La Voix des femmes)、《自由妇女》(La Femme libre ,后更名为《妇女论坛》)、《妇女政治》(La Politique des femmes)、《妇女评论》(La Politique des femmes)等,其创办者或是圣西门乌托邦主义者(Saint-Simonian),或是傅立叶的追随者。由于当时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紧密联系,遭到当局严厉审查。

我们看到,当第一波女权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同时,红魔也同时安排了各种激进思潮冲击传统家庭、婚姻观念,为随后到来的更加激进的女权运动作了铺垫。

第二波女权运动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随后波及到西欧及北欧,并迅速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60年代末期的美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伴随着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各种激进的社会思潮纷纷抬头。女权主义趁机以更激进变异的面目出现并风行世界。

奠定这一波女权运动第一块基石的是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以及该书作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发起成立的全国妇女组织(NOW,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该书作者从一个郊区中产阶级家庭妇女的角度,激烈批评女性的传统家庭角色,认为传统的快乐、满足、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是所谓“父权社会”塑造的迷思。她认为中产阶级的郊区家庭是“美国妇女舒适的集中营”,受过教育的现代妇女应该跳出满足于相夫教子的成就感,在家庭之外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20]

数年后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主宰了全国妇女组织,继承并发展了弗里丹的女权思想。她们认为女性自古以来都是被父权文化所压迫的。她们将“家庭”归结为女性受到压迫的根源所在,并主张彻底变革社会制度,彻底变革传统文化,在经济、教育、文化、家庭诸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斗争”,实现女性的“平等”。

把社会按照某种方式划分为受压迫者和压迫者,从而鼓吹“斗争”和“解放”、“平等”,这正是共产主义的核心要旨。传统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地位划分人群,新女权主义则以性别划分人群。

事实上《女性的奥秘》的作者贝蒂‧弗里丹并非如书中所暗示,是一个厌倦家庭琐事的中产阶级郊区家庭妇女。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的教授霍热维茨(Daniel Horowitz)于1999年写了传记《贝蒂‧弗里丹及其〈女性的奥秘〉的出笼》。他的调查揭示弗里丹从大学时期到上世纪50年代,一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活动家,曾先后担任几家由共产党主导的工会组织喉舌报刊的专业记者,霍热维茨并找到她当年写的这些文章。她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期间加入共青团,并两次申请加入美国共产党,但美国共产党没有接受(因其党外身份更能发挥作用)。她自己授权的传记作者朱蒂‧函妮斯也不讳言她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21]

美国学者凯特‧薇根特(Kate Weigand)在《红色女权主义》一书中指出,实际上女权主义在20世纪初到60年代的美国并没有沉寂。包括安东妮(Susan Anthony)、弗来克斯娜(Eleanor Flexner)、勒娜(Gerda Lerner)、米拉姆(Eve Merriam)等等一大批有共产主义背景的红色女权主义作者,在这一时期为随后到来的第二波女权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铺垫。安东妮早在1946年就运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以白人压迫黑人作类比,指出男性同样压迫着女性。只是由于受麦卡锡反共影响,共产主义臭名昭著,她们从此闭口不谈自己的红色背景。[22]

在欧洲,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以代表作《第二性》引领第二波女权风潮。波伏娃早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1941年她与共产主义者、哲学家保罗‧萨特及其他作家一起创建了法国地下社会主义组织“社会主义与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随着60年代其女权主义声名鹊起,她宣称不再相信社会主义,只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她主张“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鼓吹虽然性(sex)是由人的生理特征决定的,而性别(gender)则是在人的社会性的影响下后天所形成的一个自我认知的心理概念;认为女孩顺从、乖巧、爱撒娇、富于母性的“女性气质”全都来自后天的“父权社会”精心设计的“神话”,为的是维持“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她主张女性冲破传统理念,实现不受约束的自我。这种思想实际为同性恋、双性恋、变性等等各类变异观念提供了温床。此后各类形形色色的女权思想层出不穷,基本都继承了女性不平等来自于传统“父权社会”的压迫。因此对女权主义者来说,传统家庭婚姻观念是实现女性平等的主要障碍。[23]

波伏娃认为婚姻让女人受制于丈夫,“同妓女一样令人恶心”。她同萨特保持终身情人关系而拒绝结婚,与此同时她也和其他男人保持“偶然的爱情”,同样的,萨特也拥有几位其他女人的“偶然的爱情”。她的婚姻观是当代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主流态度。事实上,这种复杂混乱的性关系正是乌托邦共产主义先行者傅立叶19世纪所设想的公妻制。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音频制作: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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