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美国税法有7万多页

通天文摘 – 当今人世, 君知多少?
 

 

 

极权政治取消了向善的自由,却给恶留下了空间。人们想用法律来解决人作恶这个问题,正中魔鬼圈套。现代社会各个国家普遍法律繁多,美国税法有7万多页,健保法近2万页,连法官和律师都无法通晓这么多法条,更遑论普通人。联邦和全国各州市郡县,平均每年通过超过4万条新法律,可谓多如牛毛,稍有不慎就触犯法律,轻者罚款,重则坐牢。

从钓鱼可以使用什么样的鱼钩,到在公共场合喝汤不许出声,都受法律管制。美国西部某州颁布一项限制耗能的新法,根据新规定那些达不到严格要求的大屏幕电视将被限制使用;全面禁止使用塑胶袋;有的城市,居民在自家后院加个凉棚都要得到政府许可等等。

过于繁琐的法律会模糊人的道德观念。由于法律太多,很多法律违背或远离人的道德直觉,造成了现代社会这样一种倾向,即当人们想做一件事时,只问合法与否,而不关心是否合乎道德。长此以往,共产邪灵的代理人要想直接把魔鬼的意识形态制订为法律,将变得更加方便易行。

再好的法律,其力量也只是外部的,难以约束人的心灵。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当恶的力量大行其道时,法律也无能为力。法律越订越多,大政府通过法律把人越管越死。人们忽略了社会问题是魔鬼放大人的恶造成的,反而觉得可能是法律出了问题,从而走入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恶性循环,一步一步把社会推向极权主义。

……

由于共产邪灵的渗入,今天的美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左派动用了全方面的力量对拥有传统政治主张的人进行阻击。这种状态用“战争”来形容,可以说一点都不为过。

在近代美国,虽然也可能出现选举期间言辞上的激烈对抗,但一旦大选完成,便开始疗伤阶段,弥补裂痕,开始正常的政治生活。纵观今天的西方政界,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强烈的对抗与撕裂,政治秩序显得畸形而令人担忧。政坛人物、不同党派间互相指责甚至攻击,政策上进行阻挠;民间游行此起彼伏,而且规模不断扩大,暴力趋势明显。

在政府内部,选举初期一些左派人物就开始谋划以不同标准对待不同党派候选人。选举结束后,左派阵营又开始发起诉讼,意图夺回大选。新总统上台后,属左派政党的美国西部某州州长表示,现在有一股支持全面抵抗新总统的“龙卷风”。该左派政党高层承认,一支愤怒的自由派大军要求他们向新任总统发起一场“全面战争”,逢政府必反,务求以此重夺民心。[19]

左派试图以各种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政策问题上,左派很多时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正常情况下,不同党派在具体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并不奇怪。但不管分歧多么严重,不同党派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希望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得到保证。但匪夷所思的是,不但保护边界的建议遭到猛烈攻击,甚至有个别州还通过了“庇护城市”法案。这些法案禁止联邦执法人员查问移民身份,拒绝为联邦执法人员提供犯罪的非法移民信息。

在媒体舆论上,左派占主导的主流媒体在总统选举前大量为左派候选人背书,因此选举结果令很多人瞠目结舌。选举结束后,主流媒体配合左派政客大力炒作各种事件,把民众的注意力放在对新任总统的打击上,甚至不惜造假,以假新闻扰乱民众视线。对新任总统的各种政绩,主流媒体几乎视而不见;对有严重问题的左派候选人,主流媒体的态度则是轻描淡写。

在正常社会里,不同团体或党派也可能有不同的主张,甚至可能发生冲突。但冲突是暂时的、局部的,最终双方会试图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只有受共产邪灵的阶级斗争思维支配,才会时时事事以战争心态进行斗争,认为与对手绝无和解与合作的可能,必须彻底打败对手,全面推倒现行体制。

这种全面战争体现在政治博弈、政策制定与媒体舆论的全面对抗,带来了深度的社会撕裂,极端行为与暴力行为数量上升、范围与规模扩大。这正是共产邪灵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2016年,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约85%的受访人认为国家比过去更深陷政治分裂;80%认为美国人在最重要的价值观上意见大为分歧。[20]

一个国家的统一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或者文化,虽然各个宗教的教义不同,但是非善恶的标准是相近的,这使得即使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各个种族也可以和睦相处。然而当价值观发生分裂的时候,国家的分裂也就提上了日程。

……

人往往有弱点和恶的一面,对权力、财富、名声的追求古已有之。魔鬼有目的地集中利用人性之恶,在各国内部造成了一个“魔鬼代理人”体系。国家如同人体,各个机构如同人体的器官,各有功能,各司其职。如果国家的各个机构都渗透了有意或无意的魔鬼代理人时,就如同外来的意识代替了人的灵魂,或者说,外来的意识直接操纵了人体。

如果有人让整个社会摆脱魔鬼控制时,这个系统很可能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反抗,如运用媒体抹黑,搞人身攻击;用误导的信息混淆大众视听;让各个职能部门不配合,使得政令成为空文;用大量资源去支持反对派,使社会陷入分裂和争斗;甚至用各种方式制造经济和社会问题,造成社会动荡,让不明真相者把矛头指向反对魔鬼的人和人群。很多人既是这个系统的缔造者也是其受害者,他们虽然可能做过坏事,但是并不是人类真正的敌人。

政治因为其掌控的国家力量、私人力量所无法匹敌的天量经济资源及干预能力,善用之可以成就不世之功,为万民造福;滥用之则会造下天大的罪业。本章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共产邪灵因素,帮助人分清善恶,识破魔鬼的奸计,让政治回归正途。

美国前总统里根曾说:“我们往往认为社会太复杂,不能靠自治,精英掌控的政府比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更好。可是,当我们每个人都不能管理他自己的时候,谁会有能力去管别人呢?”[21]美国总统川普说:“我们崇拜神,而不是崇拜政府。”[22]

政治的权柄,需要回归到以传统价值为基石的正道。人类得到神的佑护,才能不被魔鬼操纵,才能避免走上被奴役与被毁灭之路,才会有真正的出路。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五十八)福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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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按照神所确立的传统价值生活,神还引领人发展出基于传统价值的文化。这种文化是连接人与神的重要通道,而在此文化的基础上派生出一套社会管理方式,也就是政治生活。

神给人自由意志和自我管理的选择权。人通过道德自律而自我管理,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19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学者托克维尔在考察了美国政治后,对美国的自省、对邪恶的了解、耐心和用非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等方面非常赞赏,他认为美国的伟大在于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12]

共产邪灵要的是极权政治,让人反传统反道德,扼杀人信神向善之路,让人从神的子民不知不觉地变成魔鬼的子民,听从魔鬼统治。在共产党国家里,政府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包括经济、教育、媒体等。在此境遇下,事事必须唯共产党马首是瞻,协从共产党“假、恶、暴”的政治。如果有人良心未泯、修心向善,将违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法律政策,成为共产党的敌人,要么沦为在最底层挣扎的“贱民”,要么干脆就是死路一条。

在自由社会中,政府也在向极权化发展,逐渐变成无所不包的大政府。通过国家计划实现中央制定的方向并控制经济是极权政治的特征之一。而现在西方政府通过国家财政、税收、金融等宏观手段干预和控制经济以实现政府计划的程度越来越强,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西方政府管理范围扩大,涉及信仰、家庭、教育、经济、文化、能源、交通、通讯、旅行等等。从中央行政权力的扩大,到地方政府对居民生活的管制、到浩如烟海的立法,以及法院对案件的判决,已经造成政府部门全方位的权力膨胀,对社会的强制也到了空前的地步,比如强制全民购买健康保险,否则将被罚款。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和个人权利。

极权政府以“政治正确”为借口,剥夺人的言论自由,规定人们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能说。有人公开否定邪恶的政策,被戴上“仇恨言论”的大帽子。如果有人敢反对“政治正确”,轻则被孤立,重则被开除或解职,甚至遭到恐吓和人身攻击。

用变异的政治标准取代正的道德标准,再用法律、规章和舆论等强制执行,用强大的压力在社会上制造出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从而扼杀人的自由意志,取缔天赋的人向善的自由──这是极权主义政治的实质。

……

如今福利国家政策已经成为全球普遍现象,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党派,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在政策方法上没有本质的区别。生活在共产国家的人来到自由世界,都对西方社会的福利待遇印象深刻,从小孩免费教育、医疗保险到养老都有国家资助,认为这里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

16世纪法国著名预言家诺查丹玛斯曾预言:“届时玛尔斯将统治世界,说是为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现在的福利社会,不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搞的共产主义那一套东西吗?只是不用暴力革命的方式。

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身不是过错,但政府高福利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问题。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高福利是以强征税为基础的,而且福利本身就会造成诸多问题。

英国法学家迪塞观察到,在1908年以前,一个人不论贫富,是否为自己的健康保险,完全是每个人自由定夺的问题。他的选择同他要穿一件黑色上衣还是一件褐色上衣一样,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国民保险法到头来会给国家,也就是给纳税人带来比英国选民们所预料的要沉重得多的责任。……失业保险……实际上是国家承认自己有责任使每一个人免受失业之苦……国民保险法正符合社会主义的理论。”[13]

北欧模式的社会主义福利被世界很多国家认可并采纳,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带来繁荣的正面例子被西方模仿。在北欧,整体税务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世界最高,几个国家都在50%左右。[14]但有论者指出,政府搞的社会主义医疗福利有六个致命问题:无法持续,免费的东西人人都想占便宜多拿;没有奖惩,医疗行业的从业者只要不负法律责任,干多干少报酬都一样;造成政府大量亏损;人们钻制度的漏洞进行偷窃、滥用并进行地下经济;国家通过医疗制度决定人的生死;官僚制度造成管理混乱。[15]

2010年,一个叫约拿斯(Jonas)的人在北欧某国的一个急诊室里不得不自己给流血的伤口缝合。他首先去了门诊,门诊关门,到了急诊室等了三个小时,伤口一直流血却没人处理。但他对自己采取的不得已的救护举动最后又被医院工作人员作为犯法而举报。这只是一个小例子,真实的情况比这还恶劣。因为免费的医疗人人都想要,造成资源被滥用;“资源有限”与“免费”两者造成大量供求无法匹配,供不应求造成排长龙现象,那些真正需要的人等于被社会主义医疗制度变相惩罚。

这还不只是效率问题。更大的危险在于人们“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都由政府包办,看似是一种享受,换个角度看其实是对政府的全面依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到了政府手中。到了这种程度,走向极权体制易如反掌。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如果暴政是在我们今天的民主国家里浮现,那它将会改变为另一副面貌;这样的暴政将会更为广泛,但却同时带有温和的色彩,它将会在奴役人民的同时,却不让他们感觉半点痛苦。”福利国家可谓其睿见的最佳注脚。[16]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保卫我们的福利国家与公共服务!”
 

(五十七)阿林斯基的《激进分子的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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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邪灵由“恨”等低层败坏物质构成,它的共产主义理论也带着恨的特点。其宣扬阶级斗争,把问题的根源都归结到传统的社会制度,归结到有钱人对穷人的“剥削”,煽动穷人对有钱人的妒忌与仇恨,并由此转化为暴力行动。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扩张、共产邪灵的操纵,暴力与谎言在西方社会也随处可见,使社会陷入仇恨和战争状态。

除了共产主义政党普遍宣传赤裸裸的暴力之外,还有形形色色受共产邪灵操纵的左派也鼓吹暴力。比如在美国备受左派推崇的阿林斯基,出身黑帮,后来成为左派的“军师”。他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他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手段显示,他毫无疑问跟共产党是一路货色。

阿林斯基的《激进分子的守则》被美国的街头运动作为教科书。他毫不掩饰他的书是给“一无所有者”(the have-nots)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要把权力不择手段地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把美国变成一个共产国家。

他表面上强调“渐进、渗透、辩证的过程,而不是流血的革命”,但实质上,他对暴力非常欣赏,只不过是使用了更隐蔽的方式。美国社会主义组织黑豹党信奉毛主义,以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为口号。阿林斯基嘲笑说,当敌人掌握了所有的枪杆子的时候,再用“枪杆子里出政权”当口号就幼稚了,这时候应该声称相信选票和民主过程,有枪杆子时再用武力不迟。因此他的主张实质跟中共的“韬光养晦”、最后“亮剑”如出一辙。他的一个“规则”,就是鼓动激进派在政治操作中不惜采用各种流氓手段进行恐吓,最后达到搅乱与破坏的目的。

深谙阿林斯基的专家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表示,阿林斯基及其追随者对现行制度毫无幻想,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就是彻底摧毁这个制度,并把这个过程视为一场战争。[3]因此他们会不择手段,并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决定何时采用暴力、用何种暴力,以及使用何种谎言。

在美国社会,可以看到一些政党在打击政敌时不择手段,造假、人身攻击,和共产党很相似,而且常诉诸暴力。暴力倾向越来越强,社会的对立与撕裂也越来越明显。如今美国左右两大党之间的关系,简直就是当年共产阵营和自由世界的对峙关系,互相之间已经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自从2016年新任总统当选以来,美国发生多起由“安提法”引发的暴力事端,目标针对新总统的支持者以及其他保守人士,地点在支持新总统的集会上或其它公共场所。“安提法”阻止人们发言,甚至进行身体的攻击。

近年的难民潮给欧洲各国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出于“政治正确”支持移民的“精英”对反对难民政策的普通人也痛加责骂,称之为“痞子(Pack)”、“硕鼠(Ratten)”、“无赖(Mischpoke)”等。[4]

2017年6月,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在打棒球时,被另一党派的支持者开枪射击,几乎丧命。一位来自中部的左派政党官员甚至说,他很“高兴”该人遭枪击,此官员后来被解职。

这些暴力冲突的背后都有共产邪灵的因素,并非所有的人都希望出现冲突,但少数起核心作用的共产主义分子,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就足以掀起轩然大波。

受共产邪灵的影响,一些政党与政客弱势时,宣称保护人们的民主权利,遵循民主规则程式;当其势力足够大时,就用各种手段压制持不同意见的人,肆意剥夺别人的民主权利。2017年2月,当一名越南裔参议员在美国西部某州州议会批评对一名前反越战参议员的赞誉时,她的麦克风被静音,后来被强行带走。[5]这种情形发展下去,最后必然会导致共产主义式的极权专制。

……

共产主义在西方声名狼藉,所以谎言成为共产主义扩张的必然选择。

共产主义团体和左派常常打着“自由”、“进步”、“公众利益”的幌子来争取民意支持,实际上是要实施他们推动社会主义的计划。这与共产主义用“人间天堂”的谎言骗人殊途同归。某些政党制定符合共产主义的政策,却冠以其它名号,无共产主义之名,却行共产主义之实。比如要搞社会主义的全民健保,不说是社会主义,而是说“公众民意”、“所有人的医疗”;要搞最低工资,不说最低工资,而说“基本生活工资”(living wage)。结果西方政府越来越大,政府对公民生活的干涉越来越多。

亲共产主义的政客和团体为了选票做出空洞的许诺,做法与共产党骗取民心非常相似。比如他们常常承诺给民众提供高福利,甚至许诺要给每个成年人一份工作和一份医疗保险,但这些钱从哪里来、最后的后果会怎样,没人去关心,因为很多人本来也没有想兑现竞选时的承诺。

美国西部一位国会议员参选人最近透露,自己曾经加入一左派政党多年,他们包括联邦部长级官员、国会议员、联邦参议员、州议员、市议员等曾经成立了一个政治组织,制定了一个25年的计划,想要通过操控不同层次的政府职位,未来竞选总统。他发现本来宣称要致力于帮助社区处理帮派暴力、青少年辍学、少女怀孕、非法移民、福利不公平等问题的组织,却始终在让那些人依赖于政府。他把这称为“奴役制”路线。

“当我对组织中的其他人提出质疑时,他们却反问我三个问题。‘一、如果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下届候选人还有什么可去解决的呢?二、你知道因为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多少资金进入我们城市吗?三、你知道这些问题创造了多少工作机会吗?’我当时在想,这些人是在明确告诉我要从社区人们的痛苦中、帮派暴力中、孩子互相残杀等中赚钱?”

他表示,如果花时间,看看该党的投票记录就能发现,他们想让人们失望、受到压迫、陷入贫困,因为他们可以从中牟利。这促使他后来离开了该党。[6]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一个有40年历史的自由主义团体“当前社区组织改革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for Reform Now,简称ACORN)被揭露伪造了数千选民登记表。[7]

2009年这个团体再次传出轰动全国的丑闻。该团体打着维护正义、捍卫低收入居民权益的口号,以协助低收入人群的医疗、住房、选举等工作的名义,得到巨额政府资助金和联邦纾困款。两位调查者乔装成“妓女”和“皮条客”到ACORN在全国几个大城市的办事处“寻求帮助”,并秘密录像。录像显示,ACORN员工教他们如何用假公司、假身份来开设妓院,教他们如何洗钱、藏现金、躲避搜查,如何向警察撒谎、逃税漏税等。尽管ACORN一再为自己辩解,但因为名声已经太臭、影响太坏,最后丧失经费来源,一年后关门。[8]

此外,很多表面看起来相当动人的政治许诺,但最终结果却可能毁了民众的未来,比如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研究发现的“柯利效应(The Curley Effect)”。[9]

《福布斯》杂志这样概括柯利效应:“政客或政党通过实施某些政策,扼杀和窒息经济发展,从而使选票向自己一方倾斜,最终取得长期的主导权。与人们的直觉相反,使一个城市更贫穷反而会把一手制造贫穷的人引向政治成功。”[10]

具体而言,政客可以通过扭曲的(左倾的)财政与税收再分配政策和言论,比如给工会、政府项目和一些少数企业税收优惠,而给其它企业和富人增税,这样,受益者(包括穷人和工会等)就会慢慢依赖给予他们优惠的政客或者政党,从而在竞选过程中通过选票和捐款给予该政客支持。而仇富政策和用来支持政府项目的高税收迫使富人和企业离开这个城市,进而减少了该政客或政党的反对者。这样,政客或政党地位长期稳固,但城市的税收和工作机会却逐年减少,甚至最终走向破产。

《福布斯》文章指出,柯利效应的影响非常广泛,包括美国十大最穷的、人口在25万以上的城市都受左倾政策影响。如今左派占官场绝大多数的西部某富裕州,事实上也面临同样的危险。[11]

左派还重新定义语言。比如“平等”,保守主义者认为是“机会的平等”,然后公平竞争,让强者胜出,而左派则指的是“结果的平等”,即无论一个人是否努力,得到的都应该和别人一样。保守主义者认为“宽容”是对不同信仰、不同意见的包容,在个人利益受到伤害时能够宽和大度;而左派则将“宽容”理解为“对罪恶的容忍”。其它对于自由、正义等的理解双方都存在很大差异。支持同性恋、男女同厕、大麻合法化等败坏人伦的行径被冠以“进步主义”的名号,仿佛真是道德的进步,事实却是在破坏神赋予人的一切伦常。这也是左派变异人道德观念的手法,是共产邪灵的目的。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美国是自由社会的中坚,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但当今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国,高税收高福利、“集体主义”、“大政府”、“社会民主”、“社会公平”等等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左派思想受到推崇并付诸实践,这跟共产邪灵的谎言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年轻一代,不了解共产国家的残暴历史,一味向往、追求一个虚幻的理想,而被改头换面后的变种共产主义所欺骗,在不知不觉中走上被毁的不归路。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阿林斯基的《激进分子的守则》被美国的街头运动作为教科书
 

(五十六)分化人群、挑起仇恨

通天文摘 – 当今人世, 君知多少?
 

 

 

 

本书开宗明义指出,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邪灵,它主要是由“恨”构成的。这就决定了共产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播撒仇恨,挑起斗争。在煽动仇恨过程中,败坏人类道德;与此同时造成人群撕裂,共产主义政治力量则趁机夺权,建立极权统治。煽动人们互相斗争是共产主义夺权的主要手段。

共产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划分人群,然后挑起仇恨,制造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开篇即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3]把本来不存在阶级对立的地方硬是分出对立的阶级,然后挑动他们之间的互相斗争,这是共产党夺权的“法宝”之一。

共产主义挑起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片面放大各种各样的因人心败坏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并表明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人的道德问题,而是这个社会体制生病了,生病的原因是存在着某种压迫,人们必须找到这个压迫者,并与之斗争从而解决“社会问题”。

共产主义政治挑动的仇恨斗争不限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古巴共产主义头目卡斯特罗为古巴人指出了“人民公敌”: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及其支持者的“腐败”以及大种植园主的“压迫”是一切“不公”之源,共产主义许诺推翻他们的“压迫”就可以建立“公平社会”,从而挑起了古巴人和古巴人之间的仇恨、斗争,为共产极权铺路;在中国毛泽东的“发明”是向农民许诺“分田地”,向工人许诺做工厂“主人”,向知识分子许诺“自由、和平、民主”,让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知识分子和国民政府斗得你死我活,共产党趁乱夺权;在阿尔及利亚,共产主义头目本贝拉(Ben Bella)发现挑起宗教争端、民族仇恨是获取共产政权的捷径,因而掀起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阿拉伯人和法国人之间的仇杀,贝拉则由此建立了共产政权。[14]

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国父们以宪法立国,每个公民都效忠于宪法,社会通过家庭、教会、社区结成强韧的纽带,因此整个社会的阶级观念相当薄弱,传统阶级斗争方法难以奏效。于是共产主义邪灵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从社会生活各方面来分化人群。比如分化员工和雇主,通过工会扩大员工和雇主之间的矛盾;分化不同族裔,如黑人、穆斯林、亚裔、墨西哥裔等,藉民权而鼓动少数族裔和白人之间的斗争;分化不同性别:如鼓动女权运动挑战传统父权;分化不同性取向人群,如同性恋权利运动即以共产邪灵为其主要背后推手,甚至为强化斗争造出新的性别人群,如酷儿(Queer,同性恋等的泛称)等;分化不同宗教信仰者:如藉“多元文化主义”挑战传统西方文化和历史;分化不同国籍人群,如通过鼓动支持外来非法移民“权利”造成“外来者”和“本国人”冲突;分化平民和政府执法人员,以“自由”的名义挑动人群和警察对抗、非法移民和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对抗、州警察和联邦执法人员对抗等等。人群被划分得越来越细碎,造成任何人讲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不小心惹怒了另一群体,甚至引发一场冲突斗争。把斗争变成社会常态,把仇恨播撒入每个人的心中──这正是共产主义的险恶用心。

分化人群、挑起仇恨是同步进行的。列宁早就写道:“对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们应当而且必须通过语言在大众心目中播撒仇恨、反叛和蔑视。”[15]

共产邪灵在现代西方的政治手段,就是抓住一切机会,通过各种各样形式的“社会正义”渲染和煽动仇恨,并使冲突不断放大升级。

1935年美国纽约哈莱姆黑人区发生骚乱,起因是社区误传一个黑人小孩偷盗商店的东西被打死。美国共产党马上利用这件事情组织黑人民众进行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当时在华盛顿DC组织大规模抗议的美国共产党员伦纳德‧派特森(Leonard Patterson)在退出美国共产党之后披露了自己当年受命组织抗议的经历。[16]

1931年的“斯考特博罗男孩案”(Scottsboro Boys)中,九名黑人男孩被控强奸两位白人女子,此案引发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严重对立。美国共产党马上大肆鼓噪黑人抗议,利用此案扮演为黑人主持公道的角色,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包括后来成为一左派总统导师的弗兰克‧马歇尔‧戴维斯(Frank Marshall Davis)便是因此而加入共产党的。美国学者保罗‧坎戈(Paul Kengor)博士指出,在这场案件中美国共产党的目的不仅仅是吸引大批美国黑人,以及各种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正义”斗士加入共产党,更重要的是借此把美国丑化成一个不公正的、种族歧视的国家,宣称类似这样的案件遍地都是──只有共产主义和极左派的理想主义才能够把美国从“邪恶”和人民被“压迫”的“病态”系统中拯救出来。[17]

当代美国的每次大规模社会冲突、骚乱中,都少不了共产主义团体在其中煽风点火。1992年洛杉矶黑人罗德尼‧金(Rodney King)因酒驾被白人警察抓捕中遭到殴打的录像在电视新闻中公布。案件判决后原本和平的抗议人群正要散去时,突然有人用金属广告牌砸向一辆过路的汽车,于是抗议迅速升级为一场大规模的烧砸抢骚乱。洛杉矶县警长(Sherman Block)在被问到共产党党徒在骚乱中的参与时说:“毫无疑问,这帮人在其中烧、砸、抢。”骚乱数天中,校园和街上到处是美国革命共产党(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进步劳动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美国共产党(CPUSA)等各种共产主义团体派发的传单。其中一张写道:“为金的判决复仇!……战士们把枪口调转过来!士兵和工人联合起来!……”一位洛杉矶警察透露,“在判决宣布之前这些混蛋们就在发传单了。”[18]

列宁早就指示共产党徒:“骚乱—抗议—街头战斗—独立的革命队伍,这是大众起义的发展阶段。”[19]

前文提到的前美共党员派特森也披露共产党徒如何专门受训,按照列宁指示的方法在冲突中煽风点火,把抗议变成暴力骚乱,最后发展到街头战斗;甚至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不惜故意制造冲突。[20]

今天西方社会煽动骚乱、暴力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可能自称“团结一致”、“安提法”、“终结父权制”、“黑人的命也是命”、“拒绝法西斯主义”(“Indivisible” “Anti-Fascist” “Stop Patriarchy” “Black Lives Matter” “Refuse Fascism”)等等,尽管名称不同,其实都是共产党徒或者共产主义同路人。激进、暴力的组织“安提法”(Antifa)由各类共产主义变种组织或共产党同路人组成,如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拒绝法西斯主义”(Refuse Fascism)是美国革命共产党主席创立,它实际上是个左派激进组织,组织了多次大规模抗议活动,目的是推翻2016年总统选举结果。[21]

他们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在西方社会不断挑动各种冲突斗争。要想理解他们的真实宗旨,只要看一看1956年国会报告披露的美国共产党给其成员发出的指示就一目了然:“前线的组织必须持续羞辱、抹黑、贬低批评我们的人。如果反对者太麻烦,给他们贴上法西斯或者纳粹或者反犹太标签……不断把反对者和臭名昭著的标签联系起来。经过不断的足够重复,这种联系就成为大众心目中的‘事实’。”[22]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罗德尼‧金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