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贫困文化”

通天文摘 – 当今人世, 君知多少?

 

福利制度造成“贫困文化”

2012年,《纽约时报》曾以“以保持孩子的文盲牟利”为题,讲述了一个当代美国福利制度给穷困家庭带来的心酸故事。
许多穷困家庭住在阿巴拉契亚山麓的移动房屋里。这些父母让孩子们从识字班里退出来──他们担心一旦孩子们学会了阅读, 他们就不再有资格获得每个月的文盲补助。这些穷困家庭每个月可以从“补助安全计划”中获得一张698美元的支票,直到孩子18岁为止。[12]这就造成为了眼前的补助而放弃孩子教育的现象。
大约四十年前,这个救助计划救助的是那些真正生理上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的家庭。而现在超过55%的受救助的所谓“残障孩子”属于模糊而无法清楚界定的“智力迟缓者”,全美有120万这样的孩子,每年需要纳税人90亿美元的救助。[13]
在这里,福利政策和人性恶的一面互相激励。这当然并不是福利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却间接帮助魔鬼达到了其毁人的目的。
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富有预见性地指出,福利制度无法分辨受助对象的真实性(也即受助人陷入贫困是因其自身的恶习,还是由于真正的不幸所致),因此无法有效帮助真正亟需帮助的人。[14]
从经济角度来说,滥用福利会造成财政上的额外负担,但是对于这些穷孩子来说,福利制度带来更大的悲剧。2009年的研究显示这些穷孩子到18岁以后2/3都转为成年的残障计划受益者,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一辈子也无法摆脱贫困的处境。[15]
这个例子中,福利制度下“残障”定义不断扩展,是当代福利制度为迎合选民不断扩张的一种表现;福利制度的“负面激励”导致滥用福利,造成社会道德衰退并引发经济问题,则是邪灵刻意的安排。
福利可以作为一种救急的手段,但不应当成为常态。福利对于因意外原因遭到负面冲击的人(比如意外工伤、疾病、自然灾难等)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以美国为例,截至2014年,从约翰逊总统开始的“针对贫困的战争”在五十年中花费了纳税人2.2万亿美元。[16]但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除了最初的十多年,美国的贫困率过去近四十年基本维持稳定:贫困率并未通过救助降低。[17]
美国经济学家尼更森(William Arthur Niskanen)指出,福利制度造成了“贫困文化”,和“贫困文化”互为因果。后者包括贫困、福利依赖性、非婚生育、暴力犯罪、失业、堕胎等。尼更森的经验研究表明,在“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计划”(AFDC)中,受助人的救助收入每增加1%,会吸引受助人口增加3%,贫困人口会增加0.8%,非婚生子女出生率会增加2.1%,而堕胎次数、暴力犯罪也都会相应增加。[18]这证实了高福利的反向刺激造成对福利的依赖性,减少人的责任感。
贫困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家庭的解体。经济学家威廉斯(Walter E. Williams)追溯美国黑人贫困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当代高达85%的黑人孩子出生在单亲妈妈家庭,成为推高黑人贫困率的重要因素。而高福利制度助恶为虐,让未婚生育的妈妈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们可以从政府福利中拿到津贴、住房补贴、食物券等补助。福利成为推高未婚生育率的助手,造成更多贫困。[19]
尽管福利水准不断提高,三十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仍在扩大,平均工资收入(扣除通胀)增长缓慢,财富流向最富裕的阶层,甚至出现了“工作的穷人”(working poor)。越是这样,左派越是以解决“贫困”问题为借口要推动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陷入恶性循环。
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众变成票仓

左派政客鼓吹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常常以“帮助穷人”、“社会公平”等看似高尚的理由,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实际上,他们本人并不是福利的施舍者,他们的做法只不过是把富有阶层和中产阶级的财产挪给穷人。然而当福利制度混淆了施舍者和受赠者的关系之后,这些福利政策的主张和制定者却引导福利受益者将感恩和报答的对象指向自己,让他们用选票作为回报。利用高福利承诺来把大众变为自己的票仓,这种现象在美国和欧洲都广泛存在。

西方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

国家干预的现状

从目前现状看,自由社会的政府也已经深深介入了经济领域。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福利政策,使得政府越来越卷入财富分配。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深受提倡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影响,用金融和财政政策调控经济。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国家的角色是有限政府,通常只在危机与自然灾害之时,或在某个特别时期特别情况下对经济进行干预,这无可厚非。但凯恩斯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思潮、“时尚”,各国政府争相奉行实施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
随着政府全面介入经济运转,其一举一动对市场造成巨大影响,成为经济的晴雨表。很多政策法规直接决定企业或行业的成败,以至于大量企业、个人投资者要仰赖政府鼻息。很大程度上,政府角色从通常的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变成了经济活动的指导者和参与者,从裁判变成了集球员和裁判于一身的角色,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成为资本和市场运行的主要指挥者和调控者,成为私有经济主体的替代者。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高福利政策让很多政府背负巨额债务。根据国际经合组织的资料,有近半国家债务接近GDP的100%甚至更高,还有的国家甚至超过200%。[20]庞大的财政赤字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隐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经发表大量论文研究国家干预及其效应,他发现几乎所有经济方面的干预都出现了负效应。他认为政府的干预如此之大,以至于达到了经济学家所称的“负边际回报”。[21]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看到不管是哪个国家,都在越来越积极地干预经济,政府干预能力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国家干预的后果与实质

国家权力大量涉入经济领域至少造成两方面的后果:
第一,政府权力、角色和规模膨胀。官员们会越来越认为自己有能力去干预经济,让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进行更积极的干预。哪怕是应对危机,一旦政府插手一件事情,即使危机消除了,政府功能也常常被保留延续。
第二,人们对政府权力更加依赖。当人们出现问题或无法在自由市场中获得所期望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会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预以满足自己的要求。
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让政府权力越滚越大,私营企业和市场自主空间越来越小。产生依赖感并通过政客得到好处的人会更加要求政府分配财富,甚至制定法规,强制执行。
在西方,一股强大的政治潮流在把社会向左边推移。有些本来就是左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流派的,有些本来不是左派,但是被左派渗透劫持,也变成了左派的同盟军。各种势力合流在一起,推动政府用各种方式干预经济、干预私营公司运作,蚕食着人类正常的经济生活。很多社会运动看似是民间自发行为,其实背后都有共产邪灵的操控因素。
人们可以看到,西方政府已经越来越经常地因为政治原因和“平等”的理由,使用公共权力干预市场,甚至用法律形式把干预固定化。这无疑是在剥夺市场经济中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意志,把国家意志强加在市场上。这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形成政府对经济的集权,把市场经济转变为权力经济,把市场变成权力的附庸。长此下去,公共权力将全面控制经济和民生,用经济的手段建立政治集权,奴役公民和全社会。
一个个看似平常的经济决策,在渐进的过程中慢慢走向极端,共产邪灵就这样把人类一步步引向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经济将导向共产极权

高税收、高福利、大量国家干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实践,和计划经济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以国家的名义和权力的方式左右经济,背后的思想是把政府当全能者看待,让政府扮演神的角色。只不过目前西方的国家干预还有民间自由力量的制约、有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补充,所以表现不像共产国家的计划经济那么极端。
著名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哈耶克曾警告,任何由国家操控、进行大规模再分配的计划事实上都必然干涉市场,也都必然导致极权政体的产生,而这与民主不民主毫无关系。他认为,现在欧美的 “社会主义”虽然与之前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同,主要意指通过税收和福利国家制度进行广泛的收入再分配,但这种形式将和前者一样导致“奴役”的后果,只是更慢、更间接和更不完全。[22]
本书前文已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把社会主义当成共产主义的必然阶段。正如一趟列车,中间站的停留并不会影响它驶向终点。一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就是共产邪灵,它是一定会继续往前走的。人类社会在经济与其它方面一旦背弃传统、接受了共产邪灵的“价值观”,走上邪路,就不需要过分关注其速度,只要方向不变,早晚会达到那条路的终点。
这条背离传统的路的终点并不是人间天堂,而是人类的毁灭。事实上,魔鬼并不关心“天堂”是否会实现,它们也知道那是一套骗人的谎言;只要能毁灭人类,魔鬼便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