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五)恨与妒嫉

通天文摘:当今人世,君知多少?

 

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础上的绝对平均主义

共产主义宣扬结果均等的“绝对平均主义”,一方面显得非常冠冕堂皇,让很多人盲信,另一方面则是勾起人的恨与妒嫉。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上,不能容忍别人比自己富有、日子过得比自己好、工作比自己轻松、条件比自己好。一切都要平等,你有的我也应该有,你能得到的我也应该得到,美其名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

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体现在至少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主要发生在人们尚未处于“平均”状态的时候,挑起人对自己经济地位的不满是魔鬼煽动仇恨的灵丹。它激发人的非分之想,别人有的自己也要有,而且是通过不正当甚至暴力的手段去攫取,极端情况下毁坏他人财物,用不法手段谋财害命,最恶的则是发动暴力革命。

马克思为了挑起人的不满,把社会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个阶级,在农村是地主和农民,在城市是资本家和工人,让人们出于妒嫉而去仇恨对立的一方,让一方去革另一方的命。地主富,农民穷,怎么办?抢!地主凭什么富,要富大家一样富。于是,中共号召农民搞“土改”,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强抢地主的土地,不服的就杀掉,还要斩草除根。共产党首先煽动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来闹事,“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11] 接着强迫所有农民都起来与地主进行阶级斗争,数百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二是主要发生在基本处于“平均”状态的群体里。有什么好处大家均摊,谁出头就打击谁,做多做少一样,做与不做都一样。

表面上看起来人人都一样,然而人的个性、智力、体力、道德水准、职业、分工、教育、生活环境、吃苦耐劳的程度、创新精神等等都不一样,对社会的付出也不一样,怎么能够追求结果一样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共产主义追求的平等才是真正的不平等、不公正。中国古人说:“天道酬勤”,上天会按照每个人付出的努力,给予相应的酬劳。绝对平等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绝对平均主义之下,做好做坏一个样,勤劳懒惰一个样。懒人变相受到照顾,勤劳有能力的人被变相惩罚,甚至被怨恨和仇视,每个人都慢下步伐,跟最低的人看齐,形成“经济向下拉齐”的畸形现象。这实际是要每个人都变懒,都等著别人去付出,自己搭便车占便宜,或者不劳而获,或者去拿别人手中有的而自己没有的,形成“道德向下拉齐”的现象。

驱动“绝对平均主义”的恨和妒嫉是共产主义经济观的毒根。人性中善恶同在,西方信仰有七宗罪之说,东方文化讲人有佛性和魔性,佛性表现为善良、能吃苦、能为别人着想;魔性表现为自私、懒惰、妒嫉、恶毒、强取豪夺、挑拨是非、煽动造谣、仇恨、发狂、淫荡、暴虐、草菅人命、不劳而获等等。共产经济故意激发人的魔性,放大人性中的妒嫉、贪婪、怠惰等恶的因素,让人失去做人的本分,抛弃千百年来的传统价值观。它把人性中最不好的一面勾引出来,把人性中最坏的东西激发出来,成为共产革命的原始驱动力。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说,道德是人类繁荣的基础。对那些普遍道德规范的遵守,“是我们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如果它们没有深入人心,我们的社会就会在瞬间崩溃。”[12]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德洛认为,经济繁荣与道德并肩而存。只有人们在经济中按照道德原则行事,自由市场与经济才能良好运转。他写道:“如果我们能坚持遵循被我称之为‘首要原则’的信条,那些成为美国立国之本的道德与价值观……这个国家的发展将永无止境。”[13]

绝对平均主义在世界各国带来的恶果并不令人意外。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是通过国家政权来抢夺属于他人的私有财产,一方面强化了魔鬼的权力,另一方面则淡化了很多人的罪恶感,强化了他们无偿占有带来的洋洋自得的满足感,这正是魔鬼诱惑人的地方。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中共号召农民搞“土改”,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强抢地主的土地,不服的就杀掉,还要斩草除根。

 


“富人多交税!”
 

(六十四)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

 

 

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

美国反共运动先驱、思想家弗莱德‧施瓦茨在《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里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访问者在前苏联和美国的汽车厂进行的两段问答。[3]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角落上停有三辆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的那几辆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它们,不过其中一辆归厂长用、一辆归党委书记用、一辆归秘密警察用。”

同一个访问者又来到了美国的一个汽车厂,问工人同样的问题。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里面停满了各种各样的美国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上的那些汽车呢?”

工人答:“噢,那些车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故事很生动地展示了公有制与私有制带来的结果。在公有制下,各种资源被国家占有,劳动成果也被国家占有,因此,没有任何激励机制鼓励人的积极性、创新精神,也没有个人财富所有权带来的负责精神。公有财产名义上是国家所有,为全体人民所共有,但在实践中,必定是由特定个人和阶层所有,最终形成特权人物与特权阶层。

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人。公有制窒息了人的生产动力与活力,必然导致士气低落、效率低下、过度浪费与生产倒退。从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到中国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再到柬埔寨、朝鲜,公有制带来的是饿殍遍地,千百万人死于人为的饥荒。

私有制符合人劳动求生的天性,如同顺水推舟;公有制违背这种天性,如同逆水行舟。人的天性中有善有恶,私有制有助于发扬人性中的“善”,促进人的勤劳和节俭,公有制则放大人性中的“恶”,加剧人的妒嫉和懒惰。

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文明的增长依赖于重视私有财产的社会传统,这项传统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扩展秩序。现代文明及其所有习俗和传统会催生持久存在的自生自发秩序,所以一切试图控制社会自生自发秩序的系统的根本性行动(如社会主义)都存在致命的自负,注定会失败。[4]

如果说私有制与自由不可分割,那么公有制就与强制和极权不可分割。公有制把一切资源收归国有,等于剥夺了百姓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国家的附庸、奴隶。任何人都必须听党的指挥,任何与政权不一致的思想与声音都可以通过经济惩罚轻易扼杀,人们没有任何办法抵御国家的干涉和奴役。因此,废除财产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必定造成政治上的极权,它是共产魔鬼套紧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由此,人们彻底丧失自由,尤其是向善的自由,不得不依照共产政权的邪恶道德标准行事。

有人说,权力不可私有、财产不可公有,否则人类就打开了灾难的大门。诚哉斯言。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音频制作:新唐人电视台

(六十三)畸形经济模式带来的后果

 

 

中共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可怕的道德危机。共产邪灵就是要让中国在展现经济实力的同时,道德全面堕落下去,用经济来败坏道德,用经济来掩盖道德败坏,让人们在洋洋自得享受经济利益时,不知不觉走到毁灭的边缘。

时下的中国,假冒伪劣有毒食品泛滥成灾,黄毒赌黑肆意横行,贪污腐败卖淫嫖娼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诚信危机、贫富差距、官匪一家、社会冲突、司法不公、见死不救……权力经济下的腐败已经无以复加,权钱交易、公司代持……中共官员的贪腐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小官大贪比比皆是,大官更是巨贪,几十亿几百亿地侵吞国有资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像中共那样腐败和道德堕落。

2011年10月在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更是震惊了全中国与全世界。2岁女童王悦(乳名“小悦悦”)被一辆客货车撞倒,司机不仅没有施救,还继续开车碾压离去,后面的车辆继续碾压,前后有18名路人经过现场,没有一人伸出援手。女童终因未及时施救而死亡。有国际媒体惊呼:“中国失去了灵魂吗?”如果说人们面对歹徒还有所顾忌的话,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在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仍然见死不救,表明这个社会已经突破了道德的底线。

丧失道德的经济发展,是混乱的、不可持续的、灾难式的。不人道的血腥经济造成了生态危机,加剧了社会冲突;没有诚信的社会大大推高了经济成本,当道德成本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拖垮经济;不道德的国际竞争也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开始为此买单,进入收缩期。中国的经济是魔鬼暂时营造的海市蜃楼,中国只能被称为“强大”的弱国。经济上急功近利制造的表面繁荣,就如沙滩上的大厦,随时可能因为道德的全面沦陷与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而毁于一旦。

不跳出魔鬼的圈套,现有经济模式不会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未来,因为共产邪灵本来也不在乎,也不会让中国的经济真正健康发展,毁灭才是其真正目的。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六十二)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真相

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真相
中国近四十年来的GDP增长,让很多人似乎看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让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方政界学界精英、智囊刮目相看,称赞极权体制的高效性。其实,中共经济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其经济增长的原因一方面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问题,另一方面则凸显了不道德的权力经济造成的可怕危害。
中国近四十年来的经济增长跟以下几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对公有制经济的松绑、对完全中央计划经济的抛弃、私有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复兴,让中国经济获得了强大的驱动力。中国人勤劳、聪明,但被共产党几十年束缚了手脚,都弄得穷怕了,想要挣钱的愿望一旦释放出来,自然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第二,西方资金与技术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原有的公有制体制积存了天量可以被利用但尚未开发的土地、劳力与市场,相当于未标价的黄金。后者可以说是干柴,前者是油和火,两者结合,就燃起了中国经济的熊熊大火。如果不是因为中共极权统治,这把火本该烧得更早、更旺、更持久、更安全,中国经济早就发展起来了。
流入中国的西方资金规模之大,是外界难以想像的。据统计,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2000年到2016年就有近8,000亿美元。[23]从1979年到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累计高达16,423亿美元。[24]
第三,西方国家还给予中共特别优惠的贸易地位与广阔的市场。2000年5月,美国决定授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市场对中国打开了大门。
第四, 中共经济发展采用了不道德的模式,通过血汗工厂,拚命压榨工人、农民,血腥强拆、一切只为经济增长开路,不顾环境污染与长期危害,在短期内占尽成本与速度优势。
中共利用西方的资金、技术与市场、有利的贸易条件、国内的廉价劳力与低成本,每年赚取大量的外汇。美中贸易逆差从2000年的一年800多亿美元,一路攀升至2017年的一年3,750多亿美元。
最后,中共作为世界贸易规则的破坏者最大限度地占便宜,赚取巨额外汇,以国家战略的模式来盗取知识产权,以图科技上弯道超车,用尽投机取巧的手段,造成“历史上最大的盗窃案”,也是对正常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破坏。
根据美国知识产权盗窃委员会2017年发布的报告,中国每年假冒商品、盗版软件和盗窃商业秘密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达2,250至6,0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中国广泛存在的专利侵权。报告称,在过去三年里美国的知识产权被盗窃损失了1.2万亿美元,绝大部分是中国造成的。[25][26]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2015年11月份的报告显示,每年电脑骇客造成的经济间谍损失有4,000亿美元,90%来自中国。[27]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是因为在经济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松绑,加上西方发达国家的输血、财富大挪移和中共的不道德经济行为造成的。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不意味着中国走的是正常的资本主义道路。西方有时把中共的这种不道德共产极权经济模式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其实是在为中共贴金。在中共极权之下,经济只是政治的婢女,市场经济的表象只是其耍弄世界的花招而已。
中共的经济模式给了世界一个假象:动用国家力量可以快速发展经济,使用不道德手段可以在经济竞争中获胜,因此让各个国家竞相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积极干预的方向。如果把中共经济模式当成一个“成功的范例”,无视其造成的人权灾难与道德堕落的后果,那无异于饮鸩止渴,大错特错。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六十一)“贫困文化”

通天文摘 – 当今人世, 君知多少?

 

福利制度造成“贫困文化”

2012年,《纽约时报》曾以“以保持孩子的文盲牟利”为题,讲述了一个当代美国福利制度给穷困家庭带来的心酸故事。
许多穷困家庭住在阿巴拉契亚山麓的移动房屋里。这些父母让孩子们从识字班里退出来──他们担心一旦孩子们学会了阅读, 他们就不再有资格获得每个月的文盲补助。这些穷困家庭每个月可以从“补助安全计划”中获得一张698美元的支票,直到孩子18岁为止。[12]这就造成为了眼前的补助而放弃孩子教育的现象。
大约四十年前,这个救助计划救助的是那些真正生理上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的家庭。而现在超过55%的受救助的所谓“残障孩子”属于模糊而无法清楚界定的“智力迟缓者”,全美有120万这样的孩子,每年需要纳税人90亿美元的救助。[13]
在这里,福利政策和人性恶的一面互相激励。这当然并不是福利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却间接帮助魔鬼达到了其毁人的目的。
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富有预见性地指出,福利制度无法分辨受助对象的真实性(也即受助人陷入贫困是因其自身的恶习,还是由于真正的不幸所致),因此无法有效帮助真正亟需帮助的人。[14]
从经济角度来说,滥用福利会造成财政上的额外负担,但是对于这些穷孩子来说,福利制度带来更大的悲剧。2009年的研究显示这些穷孩子到18岁以后2/3都转为成年的残障计划受益者,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一辈子也无法摆脱贫困的处境。[15]
这个例子中,福利制度下“残障”定义不断扩展,是当代福利制度为迎合选民不断扩张的一种表现;福利制度的“负面激励”导致滥用福利,造成社会道德衰退并引发经济问题,则是邪灵刻意的安排。
福利可以作为一种救急的手段,但不应当成为常态。福利对于因意外原因遭到负面冲击的人(比如意外工伤、疾病、自然灾难等)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以美国为例,截至2014年,从约翰逊总统开始的“针对贫困的战争”在五十年中花费了纳税人2.2万亿美元。[16]但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除了最初的十多年,美国的贫困率过去近四十年基本维持稳定:贫困率并未通过救助降低。[17]
美国经济学家尼更森(William Arthur Niskanen)指出,福利制度造成了“贫困文化”,和“贫困文化”互为因果。后者包括贫困、福利依赖性、非婚生育、暴力犯罪、失业、堕胎等。尼更森的经验研究表明,在“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计划”(AFDC)中,受助人的救助收入每增加1%,会吸引受助人口增加3%,贫困人口会增加0.8%,非婚生子女出生率会增加2.1%,而堕胎次数、暴力犯罪也都会相应增加。[18]这证实了高福利的反向刺激造成对福利的依赖性,减少人的责任感。
贫困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家庭的解体。经济学家威廉斯(Walter E. Williams)追溯美国黑人贫困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当代高达85%的黑人孩子出生在单亲妈妈家庭,成为推高黑人贫困率的重要因素。而高福利制度助恶为虐,让未婚生育的妈妈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们可以从政府福利中拿到津贴、住房补贴、食物券等补助。福利成为推高未婚生育率的助手,造成更多贫困。[19]
尽管福利水准不断提高,三十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仍在扩大,平均工资收入(扣除通胀)增长缓慢,财富流向最富裕的阶层,甚至出现了“工作的穷人”(working poor)。越是这样,左派越是以解决“贫困”问题为借口要推动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陷入恶性循环。
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众变成票仓

左派政客鼓吹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常常以“帮助穷人”、“社会公平”等看似高尚的理由,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实际上,他们本人并不是福利的施舍者,他们的做法只不过是把富有阶层和中产阶级的财产挪给穷人。然而当福利制度混淆了施舍者和受赠者的关系之后,这些福利政策的主张和制定者却引导福利受益者将感恩和报答的对象指向自己,让他们用选票作为回报。利用高福利承诺来把大众变为自己的票仓,这种现象在美国和欧洲都广泛存在。

西方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

国家干预的现状

从目前现状看,自由社会的政府也已经深深介入了经济领域。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福利政策,使得政府越来越卷入财富分配。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深受提倡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影响,用金融和财政政策调控经济。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国家的角色是有限政府,通常只在危机与自然灾害之时,或在某个特别时期特别情况下对经济进行干预,这无可厚非。但凯恩斯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思潮、“时尚”,各国政府争相奉行实施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
随着政府全面介入经济运转,其一举一动对市场造成巨大影响,成为经济的晴雨表。很多政策法规直接决定企业或行业的成败,以至于大量企业、个人投资者要仰赖政府鼻息。很大程度上,政府角色从通常的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变成了经济活动的指导者和参与者,从裁判变成了集球员和裁判于一身的角色,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成为资本和市场运行的主要指挥者和调控者,成为私有经济主体的替代者。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高福利政策让很多政府背负巨额债务。根据国际经合组织的资料,有近半国家债务接近GDP的100%甚至更高,还有的国家甚至超过200%。[20]庞大的财政赤字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隐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经发表大量论文研究国家干预及其效应,他发现几乎所有经济方面的干预都出现了负效应。他认为政府的干预如此之大,以至于达到了经济学家所称的“负边际回报”。[21]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看到不管是哪个国家,都在越来越积极地干预经济,政府干预能力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国家干预的后果与实质

国家权力大量涉入经济领域至少造成两方面的后果:
第一,政府权力、角色和规模膨胀。官员们会越来越认为自己有能力去干预经济,让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进行更积极的干预。哪怕是应对危机,一旦政府插手一件事情,即使危机消除了,政府功能也常常被保留延续。
第二,人们对政府权力更加依赖。当人们出现问题或无法在自由市场中获得所期望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会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预以满足自己的要求。
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让政府权力越滚越大,私营企业和市场自主空间越来越小。产生依赖感并通过政客得到好处的人会更加要求政府分配财富,甚至制定法规,强制执行。
在西方,一股强大的政治潮流在把社会向左边推移。有些本来就是左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流派的,有些本来不是左派,但是被左派渗透劫持,也变成了左派的同盟军。各种势力合流在一起,推动政府用各种方式干预经济、干预私营公司运作,蚕食着人类正常的经济生活。很多社会运动看似是民间自发行为,其实背后都有共产邪灵的操控因素。
人们可以看到,西方政府已经越来越经常地因为政治原因和“平等”的理由,使用公共权力干预市场,甚至用法律形式把干预固定化。这无疑是在剥夺市场经济中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意志,把国家意志强加在市场上。这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形成政府对经济的集权,把市场经济转变为权力经济,把市场变成权力的附庸。长此下去,公共权力将全面控制经济和民生,用经济的手段建立政治集权,奴役公民和全社会。
一个个看似平常的经济决策,在渐进的过程中慢慢走向极端,共产邪灵就这样把人类一步步引向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经济将导向共产极权

高税收、高福利、大量国家干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实践,和计划经济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以国家的名义和权力的方式左右经济,背后的思想是把政府当全能者看待,让政府扮演神的角色。只不过目前西方的国家干预还有民间自由力量的制约、有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补充,所以表现不像共产国家的计划经济那么极端。
著名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哈耶克曾警告,任何由国家操控、进行大规模再分配的计划事实上都必然干涉市场,也都必然导致极权政体的产生,而这与民主不民主毫无关系。他认为,现在欧美的 “社会主义”虽然与之前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同,主要意指通过税收和福利国家制度进行广泛的收入再分配,但这种形式将和前者一样导致“奴役”的后果,只是更慢、更间接和更不完全。[22]
本书前文已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把社会主义当成共产主义的必然阶段。正如一趟列车,中间站的停留并不会影响它驶向终点。一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就是共产邪灵,它是一定会继续往前走的。人类社会在经济与其它方面一旦背弃传统、接受了共产邪灵的“价值观”,走上邪路,就不需要过分关注其速度,只要方向不变,早晚会达到那条路的终点。
这条背离传统的路的终点并不是人间天堂,而是人类的毁灭。事实上,魔鬼并不关心“天堂”是否会实现,它们也知道那是一套骗人的谎言;只要能毁灭人类,魔鬼便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