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六)西方激进左派与恐怖主义的隐形联盟


西方激进左派与恐怖主义的隐形联盟

这是“整个宇宙中最伟大的艺术品”,一位德国音乐家如是断言。他评价的不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是9·11恐怖袭击。[64]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西方的激进左派知识分子和媒体在第一时间为恐怖分子欢呼、辩护和洗脱罪责。一位美国作家夸赞恐怖分子“绝顶聪明”,在他眼里袭击有情可原,因为“美国历史上做错的一切造成了那座巴别塔[指世贸中心大楼],因此大楼必须被摧毁”。一位意大利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说:“[华尔街]的投机者在其中打滚的经济体每年用贫困杀害上千万人,纽约就算死了两万人又怎样?”[65]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某教授把“9·11”的受难者比喻成“小艾赫曼”(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罪魁之一)。[66]

为了阻止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动武,各种激进左派势力联合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语言学家、激进左派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麻省理工学院演讲时说,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美国计划在阿富汗发起“悄无声息的群体灭绝(a quiet genocide)”。各地左派于是发起“和平守夜”和抗议集会(teach-in)。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乔姆斯基到接近战区的印度次大陆旅行了两个星期,向上百万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散布谣言。他说,美国计划用饥饿的方式杀害三四百万阿富汗人,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美国的所作所为远远超过“9·11”的凶恶和残暴。[67]哥伦比亚大学某教授说他希望美军经历“一百万次摩加迪沙之战”。[68]摩加迪沙之战指的是1993年在索马里发生的基地组织袭击美军的事件,18名美国士兵死于这一伏击。激进左派发起的反战运动针对的是自由世界的旗手美国,是在拉自由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后腿,客观上成为了恐怖分子的内应。

在2003年2月,在美国进攻伊拉克一个月之前,本‧拉登通过半岛电视台发布了一段录音,号召人们起来抵抗美军,要在巷战中重创美军,里面公开声称“穆斯林的利益与社会主义者的利益在反战上是一致的”,向反战的左派组织发出动员令。[69]

被曝光最多的一个反战组织叫“A.N.S.W.E.R”(Act Now to Stop War and End Racism),这是一个典型的左派激进组织,成员大多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左派或者进步主义者。其主要组织者很多都与“国际行动中心”(International Action Center)和“工人世界党”(Workers World Party)有关。“工人世界党”是美国的一个极端的共产党组织(revolutionary Marxist-Leninist Communist Party),所以“A.N.S.W.E.R”其实是斯大林共产主义的一个前沿部队。参加反战的还有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的前台组织“不要以我们的名义(Not in Our Name)”,而革命共产党是和中共有联系的马列主义政党。[70]

除了积极为恐怖分子开脱、组织参与反战运动以外,法律界的激进左翼全力以赴地反对“9·11”之后不久国会通过的旨在增强美国反恐能力的《爱国者法案》。在该法案通过之前,联邦调查局用了七年才把南弗罗里达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为恐怖分子提供资助的阿利安(Sami Al-Arian)逮捕归案。如果有爱国者法案,提前把阿利安抓捕归案,也许可以避免9·11袭击。[71]

策划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的“盲眼教士(blind Sheikh)”拉曼(Omar Abdel-Rahman)1995年被判处终身监禁。其辩护律师林‧斯图亚特(Lynne Stewart)借着到监狱里探望拉曼的机会,替后者传递信息给其中东的追随者,告诉他们继续进行恐怖活动。斯图亚特2005年被判有罪。令人惊讶的是,在她的有罪判决之后,斯图亚特反而成为左派的政治偶像,屡屡被邀请到大学、法学院及其它集会演讲。[72]

美国学者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2004年出版的研究著作《邪恶联盟:激进伊斯兰教与美国左翼》 ,揭示了伊斯兰极端分子与美国激进左派之间危险的关联。他通过分析指出,国际激进左翼已经成为伊斯兰圣战组织的边防战士。[73]

为什么西方激进左翼愿意和恐怖主义者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西方民主国家?西方激进左派发起体制内长征,为了从内部摧毁西方文明不遗余力,所有有助于实现其目标的力量都成为他们联合的对象。虽然左派意识形态在表面上和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冰炭不容,但由于两者有高度相似的目标,因此结成了危险的反对西方文明的联盟。由于同样原因,两者都成了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得力工具。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9-11后,乔姆斯基指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