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七)怀疑派科学家为何不认同“共识”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所谓“共识”的确立和巩固,是魔鬼利用环保主义操控人类,放大灾难意识以帮助其变异人类价值观,并最终在人间建立超级政府,推行共产主义的主要步骤。这一步骤主要是在科学界完成的,但是同时也借助了媒体、政府和学术机构的共同力量。

任何科学家不管其学术声望有多高,一旦公开表达对所谓“共识”教条的怀疑,马上就会面临来自同行以及所在学术机构的巨大压力,逼迫其就范。在共产极权社会中生活过的人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只不过那些受到压力的人质疑的是共产党的教条。

大卫‧拜勒米教授(David Bellamy)是英国知名环保活动家、皇家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主席 。但当他公开表示不相信全球变暖理论的“共识”教条之后,皇家野生动物基金会发表声明表示不满。[48]随后他不再担任下一届基金会主席,从前尊敬他的环境主义者转而认为他智力有问题,或者是接受了石油公司的钱。[49]

亨克‧特南克斯(Henk Tennekes)是荷兰皇家气象学会的主席,由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没有支持“共识”的教条,他被解除了职务。类似的,世界气象组织官员阿克塞‧温尼尔森(Aksel Winn-Nielsen)被IPCC官员诬蔑为“工业界的工具”; 意大利的研究者阿方索‧苏特拉(Alfonso Sutera)和安东尼奥‧斯派兰扎(Antonio Speranza),在他们质疑气候变暖理论之后,再也没能力获得研究基金。[50]

美国州气候学家协会的前任主席、弗吉尼亚大学气候学家迈克尔斯(Patrick J. Michaels)在其著作《气候之极端: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的全球变暖科学》中列举了许多环保主义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压制科学异议达到“共识”的例子。由于他坚持气候不会导致灾难,这种乐观立场和“共识”教条不一致,有一天他被州长告知不能以州气候学家的身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发言。他最终选择了辞职。另一位州气候学家、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乔治‧泰勒遇到了同样的麻烦,泰勒最终被迫辞职。前特拉华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任大卫‧莱格次(David Legates)博士是特拉华的州气候学家,同样地他也被州长告知,不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以州气候学家的身份发言。华盛顿州的气候学家助理马克‧奥尔布莱特(Mark Albright)被炒了鱿鱼,因为尽管被老板警告,他还是向询问的新闻记者和本州公民用电子邮件发送了关于卡斯卡德山降雪的全部记录,而不是挑选其中(看起来显示气候变暖)的部分记录。[51]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争论的焦点是气候学家的专长领域──气候科学问题而不是州的政策问题。在共产国家里,政治粗暴干涉科学的情形不少见;在西方国家里,魔鬼利用环保主义政治不引人注目地干涉学术自由。

对“共识”教条有所怀疑的学术研究很少见诸学术期刊,这一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迈克尔斯教授在1990年英国四频道的电影《温室阴谋》中谈到:一个人的观点如果是政治上不被接受,那就会有麻烦。他的论文被不止一家学术期刊拒绝发表,他曾经向学术期刊编辑询问为什么,得到的答案是,他的论文必须通过比别的论文更高的评审标准。需要提醒的是按照1990年的IPCC报告,当时的认识是:全球变暖的幅度“和气候自然变化相当”。所以迈克尔斯的观点虽然和其他许多人不同,也不能算作非常“异端”。但是建立“共识”的目标早已经定下,魔鬼指挥各方面朝目标努力。

政府资金的倾斜对“共识”的形成与巩固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人类引起全球变暖并会带来灾难的假说把气候变化研究推到了为决策者提供咨询的地位,因此支持这一假说的研究自然就会获得大量的科研资金,相应的大量学术文章也会被发表。反过来讲这也阻碍了科学家向其它可能的方向进行探索和研究。美国飓风研究先驱比尔‧格雷(Bill Gray)教授由于对气候理论“共识”教条的批评,突然发现他的飓风研究项目基金申请计划接连被拒,原因是:他提议的研究不是目前的重点。[52]

2008年3月许多怀疑气候问题“共识”教条的科学家们在纽约开了一次学术交流会。这些科学家们表示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都不约而同遇到各种障碍。前美国气象学会主席、气象专家约瑟夫‧达理奥(Joseph D’Aleo)表示他的一些同事不敢来参加这次会议,因为害怕被解雇。 他认为“气候学、气象学和相关科学‘沉默的大多数’科学家很可能不支持所谓的‘共识’立场”。[53]

前乔治亚理工学院地球和大气科学学院院长朱迪斯‧库里(Judith Curry)教授2015年在参议院作证中谈到,一位受雇于NASA的科学家告诉她:“我参加了美国宇航局相关机构科学家的一次小型会议,我们的高级经理表示,他的NASA老板说,我们不应该试图发布与当前全球变暖论调相反的论文,因为他(美国宇航局的老板)很头痛将不得不反击[由此引发的]‘令人反感的’舆论。”[54]库里教授(Judith Curry )在证词中揭示,“气候科学家在气候辩论中表达不确定性或某种程度的怀疑,就被归类为‘否认者’[来自于纳粹主义者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否认]或‘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 of doubt,暗示接受了化石燃料工业界的资助)。其动机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或者因为受到化石燃料行业的资助。我自己就因为公开讨论IPCC如何对待不确定性的问题,而被贴上背叛同事的‘气候异教徒’标签。气候科学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使他们屈服于所谓‘共识’。这种压力不仅来自政治家,还来自联邦资助机构、大学和专业团体,以及作为绿色[环保主义]活动家和倡导者的科学家们。来自金钱、声誉和权力的动力大大强化了这种共识。”[55]

库里教授是美国气象学会院士,曾担任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气候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 Climate Research Committee)委员。尽管她学术上成绩卓著,也因为不愿继续承受压力而选择提前退休。由于她近年来挑战IPCC的“共识”,被贴上各种污名标签,如“系列气候假信息发布者”、“反科学”、“否认者”等等,这不光来自媒体,也来自科学家、国会参议员。某国会议员甚至专门致信乔治亚理工学院院长质疑库里的动机。[56]她表示提前退休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觉得简直无法告诉学生和博士后们应该如何在“气候科学领域的疯狂”中探索。[57]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小罗杰‧皮尔克(Roger Pielke Jr.)曾经和库里教授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合作研究。他原本在该校环境科学合作研究中心(CIRES),尽管他认同IPCC“共识”的大部分结论,但仅因为指出数据不支持飓风等极端气候事件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面临类似压力。他最终转行到科罗拉多大学的体育管理研究中心(Sports Governance Center)。[58]

皮尔克教授指出,库里的经历表明,“拥有终身教授职位也不能保证学术自由。”[59]无怪乎美国工程院院士、杰出的前NASA大气科学家乔安‧辛普森(Joanne Simpson)直到退休后才宣布自己对“共识”教条的怀疑态度:“由于我不再隶属于任何组织,也没有接受任何资金,我现在可以非常坦率地说话……”她表示,“作为科学家我保持怀疑态度。”[60]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怀疑者必遭严惩”

(一二六)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

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它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大约每隔五年评估已有的科学研究并发布气候变化问题的权威声明,建立气候问题上的“科学共识”,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35]报告中列出了包括领衔作者、参与作者和评审专家的数千人名单。从此,报告结论就常常被说成是全世界数千名顶尖科学家的“共识”。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文简称框架公约)声明,要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注意声明首先已经暗含了假设:气候变化主要是人类引起的,并且会造成危险)。随后,IPCC被赋予一项任务:鉴定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危害。[36]框架公约声明所包含的前提假设是人类为造成危险气候的元凶,这就等于给IPCC的“鉴定”限定了方向。其次,如果气候变化不会造成危险,或者不是人类造成的,那么就不需要制定什么政策,为政策制定而设立的IPCC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冲突”也局限了IPCC的关注方向。[37]

结合以上历史来看,就不难理解围绕IPCC共识的建立过程发生的以下事件:

a)IPCC报告删除不确定性陈述

IPCC第二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1995年)发表前夕,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塞茨(Frederick Seitz)博士得到了一份拷贝。塞茨博士发现在评审科学家审核通过之后和印刷之前,文本进行了大幅改动,有关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不确定性的描述都被删除。塞茨博士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道:“在我作为美国科学界成员的六十多年里,包括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和美国物理学会会长期间,我从未见过同行评审过程比这更令人不安的腐败。”[38]被删除的文字包括:

“没有研究证据明确表明我们可以将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具体原因归结为温室气体增加。”
“到目前为止,没有研究将迄今为止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全部或部分归因于人为造成的原因。”
“在气候系统总体自然变率的不确定性降低之前,任何声称检测到重大气候变化的主张都可能存在争议。”

虽然IPCC后来宣称所有改动都经过相关作者同意,但这种改动至少暴露了报告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IPCC的评估报告并不进行原创研究,它主要是总结现有的研究。由于现有研究中存在大量的分歧观点,为了达成既定的“共识”,报告在最终结论中抹去了异议。

2000年4月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TAR)草案的原始文本指出:“人类对全球气候产生了可分辨的影响。”随后的10月版本变成:“人类增加排放的温室气体可能对过去50年中观测到的变暖有显著作用。”然后在最后的官方总结中,语气更加强硬:“过去50年观察到的大部分变暖非常可能[即可能性达90%]是由于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的。”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发言人被问到有关这些措辞变化的科学依据时,他的回答很诚实:“没有新科学[发现],但科学家们希望向政策制定者提出明确而强烈的信息。”[39]

简而言之,框架公约给IPCC布置了有明确答案的家庭作业,IPCC按照要求递交“满意”的答卷。

b)IPCC报告强化“灾难共识”

法国巴斯德学院的教授保罗‧瑞特尔(Paul Reiter)是一位疟疾和其它昆虫传染病方面的权威,由于不同意IPCC的报告,他不得不威胁要对IPCC发起法律诉讼,才把自己的名字从所谓支持IPCC报告的“2000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作者名单中拿掉。他说:“IPCC(报告)看起来好像是所有顶尖科学家的共识,这不是真的。”[40]他在2006年4月25日在美国参议院的证词中说:“辩论中令人痛苦的是,这种虚假的‘科学’在公共论坛上得到了有影响力的‘专家’小组的认可。我这里特别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每五年,这个联合国组织就气候变化的各个方面发表‘世界顶尖科学家的共识’。除了遴选科学家的过程令人生疑之外,这种共识也只是政治的,而不是科学的。” [41]

环保主义者一直宣传疟疾等昆虫传染病将随着气候变暖而肆虐。这也是IPCC的主要论调。如彭博社2007年11月27日报导,“根据联合国报告称,全球变暖将使数百万人面临疟疾和登革热的风险。”[42]但瑞特尔教授不接受气候变暖和传染病扩散的简单联系。

他指出,疟疾肆虐并不局限于热带。大规模的疟疾爆发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前苏联,甚至北极圈附近的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都有3万疟疾病例,造成了上万人死亡。[43]根据《自然》杂志2011年的一篇报导,科学家发现蚊子在温度升高的时候其疟疾传染性反而会降低。[44]这证实了瑞特尔教授的立场。

另一位科学家退出IPCC的经历也表明,后者的“灾难共识”成为其运作文化的一部分。美国海洋大气局飓风研究专家克利斯朵夫‧兰德西(Christopher Landsea)是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2005年1月,他退出了IPCC。他在公开信中说:“我认为这一过程既受到预先设想的议程的推动,又受到不健全科学的影响。” 他恳请IPCC确认该报告将坚持科学而非故意危言耸听。 [45]

兰德西对于飓风与气候变化关系的认识与所在小组的领衔作者(飓风研究非其专长)有分歧,后者不顾事实地强调气候变暖会引起更强烈的飓风。兰德西指出过去的研究表明,从历史记录上看不出这种联系,从理论上说,即使有联系也是微不足道的。

俄克拉荷马州大学的地球科学家大卫‧德明 (David Deming)因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利用冰芯重建北美150年的历史温度资料,而被“共识”理论提倡者视为同道。一次IPCC领衔作者之一发电子邮件给他:“我们应该[从历史记录曲线中]抹掉中世纪温暖。”[46] 中世纪温暖指的是大约在公元950年至1150年北大西洋地区的气候变暖时期,在气候变化历史曲线中抹掉这一变暖现象可以凸显当今的变暖是“前所未有”的。

诸如此类的事件很多。美国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里斯多夫‧霍尔纳(Christopher C. Horner)在其著作《炙手可热的谎言》(Red Hot Lies)中列举了原IPCC作者反对IPCC结论或者其政治化运作的许多专家。[47]他们对IPCC的所谓“共识”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和挑战,可悲的是,在现在的学术和媒体环境下,他们的声音被无情地边缘化了。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除了IPCC遴选科学家的过程令人生疑之外,这种共识也只是政治的,而不是科学的

(一二五)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围绕这个话题的公众争论也异常热烈,无论是媒体、公众还是政治圈,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最常见的说法是“由于人类排放温室气体造成了全球变暖,并将导致危险的气候灾难”。同时强调这一结论是科学家的共识(scientific consensus)或者科学定论(settled sience)。在一些环境主义信徒眼中,反对这一结论的不但是“反科学”,也是“反人类”。前述破坏电厂的“绿色和平”成员之所以被判无罪,就是因为请到了鼓吹这种“共识”的知名专家为其提供证词,声称电厂每天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将导致多达400个物种被灭绝等等。

科学界真的达成共识了吗?美国科学院院士、前麻省理工学院大气科学教授理查德‧林岑(Richard Lindzen)撰文表示“气候科学还没有定论”。[27]前美国能源部科学副部长、纽约大学教授史蒂夫‧库宁(Steven Koonin)也撰文说“气候科学尚无定论:我们远未具备足够的知识来制定好的气候政策”。[28]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醒读者,“公众基本上对气候科学界内的激烈争论毫无所知。在最近的一次国家实验室的会议上我观察到超过100名来自政府或者大学的研究者互相争辩,试图努力把人类对气候的影响从自然的气候变化中区分开;他们争论一些绝非无足轻重,而是我们[对气候的]根本认识方面的问题,比如明显的却出乎意外的过去二十年海平面上升减缓。”[29]

总的来说,地球表面温度自1880年以来总体上有所上升,人类正在向大气中添加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对地球有升温作用──科学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没有什么异议。然而,最重要的问题,也是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是:变暖是由人类活动的原因主导还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21世纪末地球将变暖多少?人类有能力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吗?变暖是否会造成“灾难”?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科学界似乎确实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共识”或者形成了某种“定论”:因为反对“共识”的声音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媒体和学术期刊上。

前美国航太署(NASA)主管、物理学家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 Griffin)博士在2007年接受国家公共广播(NPR)的采访时说:“我毫不怀疑全球变暖的趋势存在。[但是]我不能肯定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去假定它是一个问题,就等于是在假定今天地球气候的状态是​​最佳气候,是我们可能拥有或曾经拥有的最佳气候,我们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它不会改变。”[30]

他进一步解释道,“首先,我不认为人有能力确保气候不会改变,数百万年的历史显示气候不断在变化;其次,我想我会问哪些人──在哪里和何时──被赋予特权,来决定我们今天的这种特定气候、现在的气候是所有其他人[认为]的最佳气候。我认为这对人们来说是一个相当傲慢的立场。”[31]

他虽然试图表达科学应该采取谦逊的立场,但马上遭到媒体和一些气候科学家的强烈指责,甚至说他的言论显示了“傲慢”的态度。第二天他在强大压力下被迫道歉。[32]

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他在另一次受访时评论道:“我个人认为人们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已经走得过分了,以至于从技术层面讨论这个话题简直是不合法的。它几乎获得了宗教地位,我觉得这令人遗憾。”他对“科学共识”的看法揭示出气候问题上的所谓“共识”,其实不是科学过程。他认为科学向前发展是争论的结果:“你建立一个理论,发布你的数据,完善你的概念,然后别人驳倒它,或尝试驳倒──这是科学共识的发展方式。”[33]很显然,千方百计阻止科学争论,其本身就是违背科学精神的。

英国皇家气象学会院士、前欧洲中尺度天气预报中心(ECMWF)主任伯格斯顿(Lennart Bengsston)教授在加入全球变暖政策论坛(GWPF)学术咨询委员会(一个挑战气候变暖理论的智库)后,由于其在专业领域中卓著的声望,受到全世界同行的关注和巨大压力。两周后他被迫辞职。他在辞职信中解释道:“巨大的集体压力”使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同事们不再支持我,合作的同事退出联合作者”等等。“在气象学这样一个原本谐和的圈子里,我永远料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显然它近年来已经发生了转变。”[34]伯格斯顿的观察是对的,“近年来发生的转变”是该学科被魔鬼劫持和操纵的结果。

事实上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所谓科学共识,已经把一种气候变化理论变成了教条。它也是当代环境主义的一个最重要信条,不能容忍任何挑战。接受信条的科学家、媒体与环境主义活动家共同渲染灾难和恐惧。这个教条是环境主义背后的魔鬼恐吓人类、使人听其摆布的重要工具。围绕这个教条的建立和巩固过程,我们也不断看到共产魔鬼的毒牙利爪、其“骗”和“斗”的基因。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环境主义背后的魔鬼恐吓人类…


…迫使人们听从摆布

(一二四)“绿色和平”后面的不和平

 

 

1971年成立的“绿色和平”是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组织,在40个国家都有办公室,年收入超过3.5亿美元。“绿色和平”也是世界上最激进的环保组织之一。

绿色和平的共同创办人、1977年离开绿色和平的保罗‧沃森(Paul Watson)曾说过,“大卫‧麦克塔加特(David McTaggart,原绿色和平主席)成功的秘诀就是绿色和平组织成功的秘诀:无所谓什么是真的,有所谓的是人们认为是真的……媒体说你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绿色和平成为神话,成为了产生神话的机器。”[23]

派翠克‧摩尔(Patrick Moore)也曾经是绿色和平环保组织的一位共同创建人,曾经非常投入地致力于环保事业。他后来辞去了“绿色和平”的职务,因为他发现这个组织政治上已经急转弯到了左派,[24]演变成一个极端主义和具有政治议程的组织,比如对广泛的工业化学品都怀有敌意,其政策是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科学。[25]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是包括“绿色和平”在内的激进环保组织的策略。在这一点上激进环保主义与共产主义高度一致。2007年,六名“绿色和平”成员因为爬入英国一家燃煤发电厂搞破坏,造成了大约3万英镑的财产损失而被起诉。他们承认试图关闭电厂,但他们声称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更大的损失(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气候灾难)。法庭最后认同他们的行为无罪。此前“绿色和平”已经有过许多类似的法庭胜诉记录,包括破坏核电厂、汽车公司甚至喷气战斗机制造厂等等。[26]许多有识之士担忧,照此逻辑,合法与非法间还有界限吗?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利用乌托邦的邪说把杀人放火、抢劫财产合法化;披上绿色环保外衣的共产主义变种则鼓吹环境灾难,以此变异人的价值观。上例中“绿色和平”成员成功说服陪审团接受其犯罪动机的“正当性”,正反映大面积人群受到蛊惑,接受了似是而非的邪说。让人抛弃神定下的普世价值,正是魔鬼毁人的手段。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是包括“绿色和平”在内的激进环保组织的策略


故此激进环保主义与共产主义高度一致

(一二三)生态恐怖主义

 

 

环保主义受左派影响,从一开始就比较激进。它有许多激进的分支,包括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等等。其中还有一些特别激进的,比较广为人知的组织包括“地球优先!”(Earth First!)、“地球解放阵线”(Earth Liberation Front)等团体,它们采用直接行动以阻止破坏环境的行为(比如放置炸弹和纵火),被称为生态恐怖主义 (Eco-Terrorism)。

“地球优先!” 兴起于1979年,口号是“保卫地球母亲,绝不妥协!”(No Compromise in Defense of Mother Earth!),主要是针对伐木、水坝建设等项目采取直接行动。一个著名的做法就是采用“树坐”──坐在树底下或者爬到树上──来阻止伐木。“地球优先!”的这些做法吸引了很多新成员,包括具有左派分子、无政府主义、反主流文化背景的人士。1992年其中更激进的成员发起了一个叫“地球解放阵线”的分支,手段则是纵火。2000年底,美国长岛上的9栋豪华别墅,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因为它们是建在一片天然的桃园中。地球解放阵线,这个臭名昭著的环保恐怖组织,像往常一样,纵火后理直气壮地留下“你要建,我就烧(If you build it, we’ll burn it!)”的标语。200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地球解放阵线”是美国最大的国内恐怖主义威胁,它造成1200多起“犯罪事件”,造成数千万美元的财产损失。[22]

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超过普通的政治诉求和社会上的观点分歧。共产邪灵用“恨”的因素使环保主义者变成和恐怖分子无异的环保恐怖分子。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共产邪灵用“恨”的因素使环保主义者变成和恐怖分子无异的环保恐怖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