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七)媒体成为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政治工具

 

 

新闻教育之父、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办人威廉斯(Walter Williams)在1914年就订立了著名的“新闻记者信条”(Journalist’s Creed),信条的规定包括忠于大众、清晰、准确、公允、敬畏上帝、不受自傲与权力欲望所左右、不哗众取宠、尊重读者等。[26]但上世纪60年代后,进步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深深影响了美国媒体,宣导(advocacy)取代了客观,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报导取代了公允。正如本书已经多次指出的,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新伪装。

在《媒体精英》这部经典研究中,作者发现,记者对有争议问题的报导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态度与教育背景,同时,在新闻室里的占大多数的政治自由派把新闻报导推向自由主义的方向。[27]

新闻学者凯帕斯(Jim A. Kuypers)在研究了美国新闻媒体二百多年的演变之后也认为,今天的主流媒体在组成上和报导实践中都是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他提到,一左派大报的编辑说:“我们太经常在袖子上挂着自由主义,不容忍其它的生活方式和观点。……我们毫不讳言:如果你在这里工作,就必须是我们的同类,你必须是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的。”[28]在另一项研究中,凯帕斯发现,在种族、福利改革、环保、枪支管控等许多社会议题的报导上,主流媒体都偏向自由主义。[29]

左倾媒体占据主导地位后,对美国的政治生态产生很大的影响。媒体很容易把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新闻混杂在一起呈现给受众。CBS前新闻记者戈德伯格(Bernard Goldberg)在2001年《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中说,主流新闻主播偏见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主义的偏见”。[30]

对讲诚信的西方人而言,在看一些主流媒体和严肃的新闻时,心里基本上不设防线。很多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媒体报导的新闻是客观的、全面的,专家的分析是基于可靠资料的认真分析。这种信任感,将人们不知不觉地置于左倾媒体的洗脑之下,媒体成为培养左倾势力的重要基地。

西方自由国家传统上重视媒体的真实、客观、公正,因此媒体在常规情况下不会使用编造假新闻的方式欺骗公众(现在假新闻横行是一种极端反常的情况),而是使用了相当复杂隐晦的手段,主要包括:

其一,选择性报导:每天世界上发生成千上万的事件,哪些事件进入大众的视野和意识、哪些湮灭无闻,几乎完全取决于媒体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媒体拥有巨大的权力。由于大批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在其报导中越来越多地渗入意识形态色彩。在媒体报导中,各种左倾思潮成为主调,如“社会公正”、“平等”、女权主义等被大幅正面报导,而对共产主义的罪恶则轻描淡写。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曾批评左倾媒体对共产主义有好感,他们拒绝面对马克思主义无穷无尽的惨无人道的记录,常常为马克思主义开脱。[31]

选择性报导大体有三类情况。第一,对事件的选择,即只报导或者主要报导那些有助于引导读者接受左倾意识形态的事件。第二,对事件背景的选择,即不是全面报导事件的前因后果,而只报导有利于证明左派意识形态的部分背景。第三,对评论的选择,即只引述有利于证明左派意识形态的个人或团体的观点,而对相反的观点轻描淡写。上文引述的《向左转》的作者格罗斯克罗斯写道:“每一个因写出来而犯的错误,都对应着数百甚至数千因不写而犯的错误──也就是记者选择那些只有一派政治势力愿意提及的事实和事件。”[32]

其二,设置议题(agenda-setting):上世纪60年代,媒体研究者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即媒体设置议题的功能。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的表述简明扼要:媒体“也许无法左右人们对问题怎么想,但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读者想什么问题”。[33]也就是说,媒体可以通过报导的数量,或持续跟踪某一类事件等手段,强调某些问题的重要性,同时淡化另外一些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问题。变性人权利等只有小众关心的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就是媒体设置议题的成功范例。另外,全球暖化成为媒体和政界关心的重大问题,是媒体和其它政治力量长期综合运作的结果。

其三,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framing):有些事件影响太大,媒体无法视而不见时,就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抢占对这些事件的解释权。上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和福利国家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体,加剧了贫困和犯罪等现象,但左派利用媒体、好莱坞等,塑造坚强、自立的“单亲母亲”形象,掩盖了其背后真正的社会问题。在一些媒体甚嚣尘上地对“白人至上”的谴责,把一些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地位低下说成是制度性歧视的结果,这些都可以说是媒体和其它政治力量通力合作的结果。

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报导时主题先行,记者或者编辑预先有对问题的既定态度,记者在撰写新闻时,不是从事实提炼出故事和观点,而是反其道而行,主题先行,把新闻事件像橡皮泥一样捏成自己需要的样子,用来证明自己的成见。

其四,用“政治正确”进行自我审查:政治正确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最为严密。很多媒体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政治正确”手册,规定哪些问题可以报导、哪些问题不能报导,或者只能按照某一种口径报导。由于有所谓“仇恨言论”的立法,欧洲媒体不敢客观报导移民犯罪,尽管移民犯罪已经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威胁著这些国家的安定。美国媒体对移民犯罪也三缄其口,不愿提及犯罪者的移民身份。

其五,贴贬义标签降低保守派影响:研究者发现,自由派媒体出于“平衡报导”的需要,不得不引用保守派人士或者保守派智库的观点,但是在引用其观点时,一般都会加上一个标签,如“保守派”、“右翼”、“宗教右翼”等等,暗示他们的观点是出于其保守的意识形态,因此是有偏见的,甚至是不可信的。而引用自由派人士或者自由派智库的时候,他们往往使用中性的或者具有肯定意义的头衔,如学者、专家等等,暗示他们的观点是中立、客观、理性、可信的。

其六,创造“政治正确”语言,潜移默化影响人的思想:西方媒体和左派政界、学术界联手创造出一整套政治正确的语言,这些词语的数量极其庞大,被媒体多次重复后,进入读者、观众的潜意识当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

左倾理念一旦形成,它会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纽约时报》2008年10月14日的评论《聚光灯下尽是自由主义理念》(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开篇就说:“在大选期间,纽约的剧院观众可以看到大约十几个过度政治化的戏剧,从伊拉克战争、华盛顿的腐败、女权主义到移民。但这里你看不到保守主义者的观点。”[34]

这种政治理念也会反映在选举中。自由派政治候选人得到更多的正面媒体关注,传统派被变相打压。格罗斯克罗斯的研究发现,在华盛顿特区的记者有93%会投票给民主党,而只有7%投票给共和党。而这些记者的报导和媒体上各路“专家”的分析,深刻影响了选民的投票。格罗斯克罗斯计算,如果媒体真的能够客观公正地报导大选,2008年共和党候选人马侃就会以56%对42%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而结果马侃反而以46%对53%输掉了那场选举。[35]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