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O六)共产邪灵利用文学毁灭人类

 

 

文学是一个特殊的艺术门类。它以语言为载体,传承著神赐给人的智慧,也记录着人类宝贵的生活经验。古希腊两大经典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生动展现了特洛伊战争前后复杂曲折的历史故事,真切描述了神人同在、共同塑造历史的恢宏画卷。史诗所歌颂的勇敢、慷慨、机智、正义、节制等美德,成为古希腊文明和整个西方文明价值观的重要来源。

鉴于文学对人的巨大影响,邪灵操控其人间代理人和追求名利、不明真相的世人,炮制推广大量的“文学作品”,给世人灌输魔鬼的意识形态,诋毁传统文化,败坏世人道德,散播对人生的绝望感、荒谬感、虚无感,让人整体适应魔鬼统治之下的邪恶、变异的污浊世界。文学成为魔鬼统治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

最直接灌输魔鬼意识形态的是共产党徒宣传共产主义的各类作品。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公社委员欧仁‧鲍迪埃创作了《国际歌》,叫嚣“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扬言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国际歌》成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会歌,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歌,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者的集会和文艺作品中广为使用。

在苏共和中共历史上,共产党为了给民众洗脑,也指使其文人采用相对传统的技法,表现“无产阶级”的生活和“阶级意识”,图解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出产了一大批作品,比如苏联小说《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共的《青春之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都曾经起到巨大的宣传作用。共产党把这种风格的作品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把这种文艺的功能概括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28]这种文学的意识形态灌输功能非常明显,对此人们已经有相当清晰的认识。但共产邪灵利用文学败坏人类的手段并不局限于此,下文撮其大端,分而述之。

第一,利用文学破坏传统。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一个重要步骤是诋毁神传给人的正统文明。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邪灵都利用具有邪恶变异思想的文人,创作和传播扭曲及辱骂传统文化的作品。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当中凭著对传统的恶毒攻击而一举成名的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态度是全盘否定。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他借人物之口宣称:中国的历史上只写着两个字──“吃人”。就是这个鲁迅,被毛泽东吹捧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毛还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9]在欧洲,1909年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发表《未来主义宣言》,号召全面反对传统,颂扬机器、技术、速度、暴力和竞争。俄国诗人、共产主义者马雅可夫斯基1913年发表《给社会趣味一个耳光》,也表达了和俄国传统的文学趣味决裂的决心。

第二,以“表现现实”之名,表现丑恶。文人、艺术家用文学和艺术表现丑陋、怪异、恐怖的事物或场面,最常用的一个借口是“表现现实”。在他们看来,古典艺术强调和谐、优美、清晰、节制、合宜、均衡、普遍性、理想性等,必然导致表现现实时要进行选择和加工,作品无法做到绝对的真实。这种观点实出于对艺术的起源和功能的误解。艺术虽然来源于生活,但却应该高于生活,才能给人健康的娱乐和高尚的引导。因此,艺术家创造时必须对表现的对象进行选择、提炼和加工。一味强调“写实”,实际上等于抹杀了生活和艺术的界限。如果这种绝对的“写实”就是艺术,那么每个人的所见所闻就是艺术,又何必花费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培养艺术家呢?

第三,利用文学败坏道德。邪灵操纵其人间代理人,制造了包括“表现真实的自我”、“自动写作”等很多似是而非的借口,其目的是让世人摒弃正统的道德标准,放纵人性恶的一面。例如前文提到的法国共产党人、诗人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如此界定这个新的文学主张:“纯粹心灵的自动主义,意图运用这种自动主义,以口语或文字或其它任何方式来表达真正的思想功能。它只听命于这种思想,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赖任何美学或道德偏见……”[30]

“意识流”写作与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密切相关。由于受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从20世纪初开始,一些西方作家开始进行“意识流”创作实验。这类作品往往以小人物(反英雄 anti-hero)为中心,情节简单,通过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呈现个人内心隐秘的思想活动。我们知道,人性当中善恶同在,人在一生当中,要通过不断的道德修养和自我克制,不断提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很多现代人的思想中都包含着不少恶念、欲望;如果以一种放任自流的方式,不加检束地把自己的各种思想意识呈现在公众面前,就等于用一个人的不好的思想去污染全社会。

第四,以“批判”、“抗议”之名,放纵魔性。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里的文人和艺术家,在反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视一切法律制度、社会规范和道德信条为限制和压迫。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看到了现代社会的某些问题,也看到了人性的弱点。但是他们不是理性地思考和应对,却以“批判”、“抗议”的名义,走向放纵个性的极端个人主义。为此,他们不惜放大自身的魔性,包括仇恨、懒惰、各种欲望、性的冲动、攻击性、对名利的追求等等,借助于变异的手法表达所谓“抗议”。但是,放松道德的自我约束恰恰是中了魔鬼的圈套,不但无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只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上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风云一时的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之一,至今为很多具有反叛意识的人所推崇。他的长诗《嚎叫》(Howl)描写了酗酒、性滥交、注射毒品、鸡奸、自残、嫖妓、裸奔、暴力袭警、偷窃、漫无目的的游荡、疯癫等极端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随着反文化运动被体制承认(institutionalization),《嚎叫》进入各种文学选本,获得了“文学经典”的地位。金斯堡承认自己早年是共产主义者,并表示对此并不后悔。[31]他崇拜卡斯特罗和其他共产独裁者,大肆鼓吹同性恋和恋童。在金斯堡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同源性。

第五,利用文学传播色情。进入20世纪以后,文学作品开始露骨地表现色情内容,某些作品中黄色片段俯拾皆是,却成为受人吹捧的“经典”作品。很多评论家、学者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吹捧这类作品多么真实、艺术手法多么高超。我们知道,传统道德的很多方面就是以禁忌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不管以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打破这些禁忌,都是在败坏人的道德。

第六,让低灵烂鬼通过文学控制人体。过去几十年来,随着人类文化的日益复杂,出现了大量的所谓“类型小说”(genre fiction),包括惊悚、恐怖、灵异、幻想等等,邪灵、撒旦操纵的低灵烂鬼可以通过其中部分作品侵袭、控制人的思想,进而控制人体。这就造成了人的非人化,很多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变异现象都跟低灵控制人体有关。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学艺术堕落到成为魔鬼的顺手工具也经过了相当长的过程,涉及不同的流派。“浪漫派”拓宽了文学对生活的表现范围,一些丑陋、怪异的现象,人的极端、疯癫的精神状态,通过文学作品进入大众的视野。几个著名的英国“浪漫派”诗人因为其写作题材的不道德性,曾被称为“撒旦派”(The Satanic School)诗人。现实主义打着再现现实的旗号,开始表现人性中更加卑下的部分,某些作品过度渲染变异思想和不道德行为。一位文学批评家说现实主义是“四足着地、在地上爬行的浪漫主义”。[32]自然主义把人的道德堕落归因于社会环境和家族遗传性精神病,这就替个人开脱了道德责任。唯美主义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强调艺术的功能在于给人提供感官的愉悦,而不应该承担任何道德的功能。事实上,任何艺术作品都对人的道德有着微妙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鼓吹艺术不承担道德功能,无非是为艺术承担“不道德”的功能打开闸门。不能否认,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创作出一些具有一定水准的作品,但其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虽然不能说共产邪灵直接操纵了这些流派,但其中的负面因素显然是人道德滑坡之后的表现,它们为共产邪灵利用文学败坏人做了铺垫。

一个人在写作时,他的道德水准、精神状态都会反映到作品中来。随着人类道德的整体下滑,作家群体的思想当中负面因素也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创作出的很多作品不但不能让人向善,反而在把人拉向地狱。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