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一脉相承

 

在东西方信仰正教的人看来,人是神仿造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也因此具有了高于地球上其它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同理,自然环境也是神给人创造的,人有爱护自然环境的义务;自然环境为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眼里,人的生命并没有这样的特殊之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断言:“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6]既然这样,人的生命就是蛋白质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与动物、植物没有任何不同。因此,以保护自然的名义剥夺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1862年,德国化学家、马克思的同事李贝希(Justus von Liebig)在一本关于有机化学的著作中,抨击英国农民使用进口鸟粪作为肥料。英国农业受益于鸟粪这种高效的肥料,作物产量大增。到19世纪中期,英国人的食物来源充足,质量上乘。鸟粪生意使各国商人、英国农民、英国大众等多个方面同时受益。李贝希为什么要谴责这种做法呢?他的“道德义愤”出于四个理由:第一,搜集鸟粪过程中会对大自然造成破坏;第二,商人用低工资剥削了工人;第三,粮食丰产,刺激了人口增长,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粮食,这超过了自然能够承受的范围;第四,更多的人口和牲畜意味着更多的粪便和垃圾。[7]

当时正在埋头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仔细研读了李贝希的作品,他称赞后者“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发现了现代农业的负面即毁灭性的一面”。[8]同李贝希一样,马克思把任何使用自然资源创造财富的努力都看成恶性循环,他的结论是“理性的农业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兼容的”。[9]

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发动政变后,迅速颁布《土地法案》、《森林法案》等,把土地、森林、水源、矿产、动植物资源收归国有,不准人民擅自开发利用。[10]

美国作家布莱恩‧萨斯曼在《生态暴政》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列宁的思路和今天的环保主义者高度一致,那就是:没人有权利从自然资源中获利,“不管是拯救森林、鲸鱼、蜗牛还是气候,所有理论的基础都基于一个根深蒂固的信仰,即这种获利方式是不道德的,如果不尽快阻止,会最终毁了这个星球。”[11]

这场全球性的环境运动涉及了为数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媒体人等,我们这里无暇一一列举其思想言论和所作所为,但有一个人不能忽略,他就是联合国环境署的创办人、筹办了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斯特朗的姑姑是著名的亲共记者、在中国度过余生的安娜‧路易士‧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莫里斯‧斯特朗深受他姑姑的影响,他将自己描述为“在意识形态上是社会主义者,在方法论上是资本家”。有人认为斯特朗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权力追求者”,“他的观点与最激进的环保主义街头抗议者一样激进,但他没有在全球会议上对警察设置的路障声嘶力竭地喊口号,而是在会场内部以秘书长的身份挥舞著主持会议的木槌。”[12]斯特朗领导的联合国环境署发表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如出一辙:“土地私有权是积累财富的主要工具,有助于导向社会不公。因此,土地使用权的公有是必须的。”[13]莫里斯‧斯特朗退休后选择在北京定居,于2015年去世。

已故前苏联问题专家、对“谣言战”有深入研究的娜塔莉‧格兰特‧瓦拉加(Natalie Grant Wraga)曾写道:“保护环境已经成为攻击西方的一切的主要工具。可以用保护环境这个借口,实行一系列破坏发达国家工业基础的措施。它还可以通过降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和引入共产主义价值观来实现捣乱的目的。”[14]事实上,环保主义思想不仅仅来自于前共产阵营。共产邪灵在东西方同时布局,在自由世界内部也埋下了毁灭的种子。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莫里斯‧斯特朗
 


莫里斯的姑姑安娜‧路易士‧斯特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