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七)怀疑派科学家为何不认同“共识”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所谓“共识”的确立和巩固,是魔鬼利用环保主义操控人类,放大灾难意识以帮助其变异人类价值观,并最终在人间建立超级政府,推行共产主义的主要步骤。这一步骤主要是在科学界完成的,但是同时也借助了媒体、政府和学术机构的共同力量。

任何科学家不管其学术声望有多高,一旦公开表达对所谓“共识”教条的怀疑,马上就会面临来自同行以及所在学术机构的巨大压力,逼迫其就范。在共产极权社会中生活过的人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只不过那些受到压力的人质疑的是共产党的教条。

大卫‧拜勒米教授(David Bellamy)是英国知名环保活动家、皇家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主席 。但当他公开表示不相信全球变暖理论的“共识”教条之后,皇家野生动物基金会发表声明表示不满。[48]随后他不再担任下一届基金会主席,从前尊敬他的环境主义者转而认为他智力有问题,或者是接受了石油公司的钱。[49]

亨克‧特南克斯(Henk Tennekes)是荷兰皇家气象学会的主席,由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没有支持“共识”的教条,他被解除了职务。类似的,世界气象组织官员阿克塞‧温尼尔森(Aksel Winn-Nielsen)被IPCC官员诬蔑为“工业界的工具”; 意大利的研究者阿方索‧苏特拉(Alfonso Sutera)和安东尼奥‧斯派兰扎(Antonio Speranza),在他们质疑气候变暖理论之后,再也没能力获得研究基金。[50]

美国州气候学家协会的前任主席、弗吉尼亚大学气候学家迈克尔斯(Patrick J. Michaels)在其著作《气候之极端: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的全球变暖科学》中列举了许多环保主义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压制科学异议达到“共识”的例子。由于他坚持气候不会导致灾难,这种乐观立场和“共识”教条不一致,有一天他被州长告知不能以州气候学家的身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发言。他最终选择了辞职。另一位州气候学家、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乔治‧泰勒遇到了同样的麻烦,泰勒最终被迫辞职。前特拉华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任大卫‧莱格次(David Legates)博士是特拉华的州气候学家,同样地他也被州长告知,不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以州气候学家的身份发言。华盛顿州的气候学家助理马克‧奥尔布莱特(Mark Albright)被炒了鱿鱼,因为尽管被老板警告,他还是向询问的新闻记者和本州公民用电子邮件发送了关于卡斯卡德山降雪的全部记录,而不是挑选其中(看起来显示气候变暖)的部分记录。[51]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争论的焦点是气候学家的专长领域──气候科学问题而不是州的政策问题。在共产国家里,政治粗暴干涉科学的情形不少见;在西方国家里,魔鬼利用环保主义政治不引人注目地干涉学术自由。

对“共识”教条有所怀疑的学术研究很少见诸学术期刊,这一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迈克尔斯教授在1990年英国四频道的电影《温室阴谋》中谈到:一个人的观点如果是政治上不被接受,那就会有麻烦。他的论文被不止一家学术期刊拒绝发表,他曾经向学术期刊编辑询问为什么,得到的答案是,他的论文必须通过比别的论文更高的评审标准。需要提醒的是按照1990年的IPCC报告,当时的认识是:全球变暖的幅度“和气候自然变化相当”。所以迈克尔斯的观点虽然和其他许多人不同,也不能算作非常“异端”。但是建立“共识”的目标早已经定下,魔鬼指挥各方面朝目标努力。

政府资金的倾斜对“共识”的形成与巩固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人类引起全球变暖并会带来灾难的假说把气候变化研究推到了为决策者提供咨询的地位,因此支持这一假说的研究自然就会获得大量的科研资金,相应的大量学术文章也会被发表。反过来讲这也阻碍了科学家向其它可能的方向进行探索和研究。美国飓风研究先驱比尔‧格雷(Bill Gray)教授由于对气候理论“共识”教条的批评,突然发现他的飓风研究项目基金申请计划接连被拒,原因是:他提议的研究不是目前的重点。[52]

2008年3月许多怀疑气候问题“共识”教条的科学家们在纽约开了一次学术交流会。这些科学家们表示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都不约而同遇到各种障碍。前美国气象学会主席、气象专家约瑟夫‧达理奥(Joseph D’Aleo)表示他的一些同事不敢来参加这次会议,因为害怕被解雇。 他认为“气候学、气象学和相关科学‘沉默的大多数’科学家很可能不支持所谓的‘共识’立场”。[53]

前乔治亚理工学院地球和大气科学学院院长朱迪斯‧库里(Judith Curry)教授2015年在参议院作证中谈到,一位受雇于NASA的科学家告诉她:“我参加了美国宇航局相关机构科学家的一次小型会议,我们的高级经理表示,他的NASA老板说,我们不应该试图发布与当前全球变暖论调相反的论文,因为他(美国宇航局的老板)很头痛将不得不反击[由此引发的]‘令人反感的’舆论。”[54]库里教授(Judith Curry )在证词中揭示,“气候科学家在气候辩论中表达不确定性或某种程度的怀疑,就被归类为‘否认者’[来自于纳粹主义者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否认]或‘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 of doubt,暗示接受了化石燃料工业界的资助)。其动机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或者因为受到化石燃料行业的资助。我自己就因为公开讨论IPCC如何对待不确定性的问题,而被贴上背叛同事的‘气候异教徒’标签。气候科学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使他们屈服于所谓‘共识’。这种压力不仅来自政治家,还来自联邦资助机构、大学和专业团体,以及作为绿色[环保主义]活动家和倡导者的科学家们。来自金钱、声誉和权力的动力大大强化了这种共识。”[55]

库里教授是美国气象学会院士,曾担任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气候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 Climate Research Committee)委员。尽管她学术上成绩卓著,也因为不愿继续承受压力而选择提前退休。由于她近年来挑战IPCC的“共识”,被贴上各种污名标签,如“系列气候假信息发布者”、“反科学”、“否认者”等等,这不光来自媒体,也来自科学家、国会参议员。某国会议员甚至专门致信乔治亚理工学院院长质疑库里的动机。[56]她表示提前退休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觉得简直无法告诉学生和博士后们应该如何在“气候科学领域的疯狂”中探索。[57]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小罗杰‧皮尔克(Roger Pielke Jr.)曾经和库里教授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合作研究。他原本在该校环境科学合作研究中心(CIRES),尽管他认同IPCC“共识”的大部分结论,但仅因为指出数据不支持飓风等极端气候事件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面临类似压力。他最终转行到科罗拉多大学的体育管理研究中心(Sports Governance Center)。[58]

皮尔克教授指出,库里的经历表明,“拥有终身教授职位也不能保证学术自由。”[59]无怪乎美国工程院院士、杰出的前NASA大气科学家乔安‧辛普森(Joanne Simpson)直到退休后才宣布自己对“共识”教条的怀疑态度:“由于我不再隶属于任何组织,也没有接受任何资金,我现在可以非常坦率地说话……”她表示,“作为科学家我保持怀疑态度。”[60]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怀疑者必遭严惩”